浙江在线·浙江城镇网 07月15日 讯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单位。
县域科学治理往何处去？2013年起，浙北小城桐乡擎起“德治、法治、自治”三面旗帜，掀起了一场以“三治合一”为手段，以“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为目标的治道变革。两年间，桐乡实现了浙江省平安建设“十连冠”，“三治”工作也被纳入省委政法工作要点及2014年省平安考核。
“三治”既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更是一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动员。从盆景到风景，从求索到成熟，桐乡沿着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向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
立足基层，激活末梢治理潜力
在桐乡市高桥镇越丰村，社区公园及周边的绿化带被人为损坏了，第二天，道德评判团组织了评议，并把曝光照片贴上了村里的宣传栏；村集体的日常开销怎么监管？在专业律师指导下，百姓参政团每月都要审一审、议一议；村民家电器坏了、房子漏了，只要打个电话，百事服务团马上上门服务。
“自从有了这三个团，村容更整洁了，赌博、打架等现象基本绝迹了，大伙儿日子更舒心了。”越丰村村民张佩瑶说。
百姓参政团让政府决策汇集民意，道德评判团把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交由公共舆论评判，而百事服务团则在村一级建立了一张事关群众生活的服务联系网。作为桐乡市“三治”建设的起点站，从2013年起，高桥镇就在每个行政村都搭建起了“三团”平台，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化，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生动局面。
“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做群众的工作，党委政府可以‘搭台’，但‘戏’归根结底还是要民众自己去唱。”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说。经验从基层来，智慧由群众出，以高桥镇为起点，“三治”在桐乡的城乡社区落地生根，在最基层激活了社会整合的力量。
在凤鸣街道，每个行政村都有一个小小的“法治驿站”，由政法干警、法律工作者和街道工作人员组成的法律服务队是驿站里的志愿服务员，他们时常走村入户，不仅向村民宣传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还开展法律咨询，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对矫正人员、邪教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帮教，促进村民养成信法、守法、护法的意识。
在洲泉镇青石村，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要经过“三治”建设搭建起的协商平台。“一个平台把村民们聚到一起，把村里、组里的事搬到了桌面上，大家共同来想办法解决。”村党总支书记唐惠兴说，依托这个平台，村庄事务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实施起来也更顺畅了。
创新执行，强化社会整合纽带
“快，帮我找找！我家孙子走丢了！”7月6日下午，一位心急如焚的老人冲进了濮院镇新星村综治工作站。综合服务管理队队员迅速帮她查阅了村里的视频监控系统，10分钟后，队员帮奶奶找回了迷路的小孙子。
在濮院镇，以市级视频监控系统为主体，各交易区、村、社区视频监控为补充，各企事业单位、商店、出租房单个监控点为辅助的大、中、小相结合的视频架构体系已初步建成。在技术手段自上而下实现“网格化”的同时，濮院镇指导各村依法制定村规民约，明确村综合服务管理队为自治组织力量，构建了一张从镇到村的综治网络。
“网格化管理将以前的‘七员、八员’合成了‘一员’，将‘七网、八网’并成了‘一网’。”濮院镇党委副书记姜发挥介绍，当地独有的村综合服务管理队是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成立的自治组织，由原本分散在新居民管理事务所、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的协管员组成，这支队伍直接进驻一线，令过去村庄中“管的人看不到，看的人管不到”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村综合服务管理队‘下去一把抓，上来再分家’，现在我们镇上的黑网吧、赌博机、无证游医、传销窝点已基本销声匿迹。”姜发挥自豪地说，据了解，当地“三改一拆”行动共拆除违章建筑9000多幢，其中综合服务管理队是维稳与现场监管的主力，中心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几乎都在网格自治框架下得到了妥善解决。
社会治理的执行主体有所创新，执行的方式也在不断进步。“有啥要帮忙？咱微信上说！”这两天，这句话成了新星村的流行语。上周，村里四个网格新建了四个微信号，3000张有二维码的便民服务联系卡发放到了村民手中，只要“扫一扫”，村民就能直接在朋友圈里收到通知，看到政策、气象、治安等信息，有疑问还能随时随地通过微信向网格长咨询。
制度执行力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村民小组会议依法议事、评判的作用，集中体现“三治”要求，而综合服务管理机构则是基层“三治”执行力的集中体现。站在“互联网＋”时代的风口，在桐乡的社会基层治理实践中，互联网技术已成为联结社会单元的新纽带。
理念转型，构建新良序社会
当工业的浪潮越来越猛烈地冲刷着农耕文明，当城镇化理念与乡土观念相激荡，村庄组织形态发生巨变之后，共同体当如何存续？新的良序社会又当如何建构？
“三治合一”融合了传统道德的力量、现代法治的精神与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在理念层面就体现了以社会为本位，从政府管控社会到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革命性转变。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崇福镇星火村就曾遭遇过征地拆迁的难题。当小城市的未来发展与村民的眼前利益产生冲突时，僵局如何破解？
前年起，星火村作为试点，创新探索了“村民自主开发”征迁模式，由村民自主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拆迁安置小区的开发建设，并采取股权分配的方式，对店面出租等后期经营性收益进行“分红”。试点全程以村规民约保障程序公平，以法制宣传保障信息公开，以“红黑榜”、“道德之星”的“德治”评判凝聚推进动力，“三治合一”之下，85户村民顺利“进城”，实现了“农民得实惠、城市出形象、土地有节约”的目标，并被省政法委誉为浙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典型经验。
在乌镇，景区周边300多家“黑旅馆”曾是古镇并不光鲜的一面。怎样在消除治安、卫生、消防隐患的同时，解决好游客承载量的问题？2013年9月，乌镇国际旅游区管委会牵头成立了“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以行业自治管理的形式分块落实责任，促进民宿规范化，令曾经的“黑旅馆”逐步进入文明、守法的经营轨道。
“法治、德治、自治的概念能在桐乡的地方实践中回应中央倡导的很多内容，并且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基础，自治为目标。”卢跃东说。法治与德治型构了生活秩序，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而通过党委政府主导下的治理社会化，自治正使百姓在常态下按照法治与德治型构的日常规范实现自我管理，达成社会认同。随着桐乡“三治”实践走向深入，一个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框架已日渐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