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乡村振兴纵深推进，成效如何？
10月29日，省农办发布《浙江乡村振兴报告（2019）》。一个个亮眼的数字背后，是浙江乡村经济有力律动的发展脉搏，是“城与乡”这道时代课题的浙江解法。
2017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以乡村振兴为起点，城乡关系进入新阶段。2019年，作为乡村发展基础较好、城乡融合度较高的浙江，“三农”领域正面临磅礴转型。
“2019年，是浙江乡村振兴气象特别新的一年，是新事物、新经验、新成绩特别多的一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委员顾益康认为，《报告》中用新突破、新篇章、新格局、新动能、新生活、新天地、新合力等“七个新”概括2019年，十分贴切，不仅总结了这一年乡村振兴工作取得的成绩与绩效，更提炼了浙江创造的最值得肯定、最具推广价值的新经验。
“七个新”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怎样理解浙江乡村振兴所处的历史方位，怎样看待当下的转型？记者采访《报告》起草组和相关专家，从“五个转型”中看乡村振兴“浙”一年。
2019年，充满不确定。在应对宏观形势变化和“三农”发展不确定因素中，浙江紧绷重农弦、聚焦基本盘，全力以赴保供给、保能力、保增收、保内需，《报告》显示，主要指标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面对粮食价格市场低迷、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影响，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均比国家高3元/50公斤。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增长0.2%；面对非洲猪瘟疫情，生产周期等叠加因素，加快恢复产能、重构产业。2019年，我省出台关于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同年8月以来，生猪存栏环比降幅逐月收窄态势明显，并在2019年11月转负为正。
稳的背后，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升级。以保供应为例，我省生猪产业重塑，规模养殖加快布局，正从根本上破解养猪业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痼疾。
2019年以来，青莲、华统、兴农发、新希望等企业在省内各地进行全产业链布局，规划产能都在100万头以上。纵观这些大养殖企业，大家早已将“标准化、绿色化、循环化”作为基础，全产业链经营、数字化赋能不约而同地成了共同方向。而在同一个赛道上，彼此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差异化竞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浙江的生猪产业将会是另一片天地。
浙江乡村产业体系也实现了一次大转型。2019年，我省大力推进现代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首次提出建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区别于过去，浙江十大产业围绕茶叶、苗木、水果等一产范畴，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不仅包括现代种植业、现代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更有乡土特色产业、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信息产业等。
“这是我省把握市场需求变化、经济结构转型、一二三产融合新趋势提出的。”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浙江，十大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构建，现代乡村经济蓬勃发展。
翻看2019年《报告》，浙江在稳产保供中实现了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在应对挑战固基促稳上，实现了新突破。
2019年，全省所有县市农民收入均跨上两万元台阶。随着收入增长而来的，还有农民消费意愿的增强，消费潜力的释放。
《报告》显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出现了新变化。增速排前3位的类项由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转变为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衣着支出。其中，农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速最快，为24.5%。
“这是生活方式的转型。”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2019年，全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达到21352元，8.3%的增速与城市基本持平，比全国平均水平13328元高出8024元。浙江城乡消费支出比1.76∶1，为全国各省区最小。
浙江农村居民的收入更加多元。在全域启动实施“闲置农房激活计划”的背景下，绍兴让农房的使用权流转起来，农民不仅可以收租，还可以经营或打工。
新生活，离不开乡村善治。当前，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村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要在和谐善治中凝聚合力。
“乡村的‘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善治’的必然要求。”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说，它应该既体现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和刚柔相济,又体现治理效果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满意,并具有可持续性和低成本性。
乡村治理的抓手在哪里？黄祖辉认为乡贤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他举例说，在浙江，企业家、成功人士等到村里担任村干部和顾问，参与乡村经济发展，或者返乡创业，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他们不仅把新理念、新思路、新资源带入乡村，而且还把许多社会资本、人力资源导入乡村，形成了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为浙江乡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报告》里提到，浙江自治内生力持续激活。武义后陈经验、温岭民主恳谈会、象山村民说事等做法全面推广，百姓主人翁意识得到激发。
2019年，浙江美丽乡村率先迈入新时代。
率先发布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规范》省级地方标准，全新100条细则聚焦城乡融合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增加了数字乡村、品牌打造、生活便利、文化保护、“三治”结合等多项新内容。
省农业农村厅社会事业处有关负责人介绍，美丽乡村由环境整治向全面发展提升、由单村点上发展向片区联合发展转变。
在义乌，“德胜古韵”美丽乡村精品线上，游客可以在李祖村的设计馆学习插花，或者去稠岩村老街逛逛石头馆、竹艺馆，在“点道乡吧”休闲住宿；在衢州，依托衢江，“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这条乡村振兴示范带，挖掘沿线特色，实现错位发展。
学习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关键学什么？黄祖辉认为，浙江通过植入产业，把社区的公共品变成市场品，这是核心。生态宜居，如果光是针对本地村民，就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公共体制作支撑，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是面向城市的，和服务业相结合，有了经济收入后就变成了市场品，如此一来，垃圾污水处理、厕所运维等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村庄美起来，产业兴起来。乡村旅游、养生养老、运动健康、文化创意等美丽产业在浙江乡村不断涌现，乡村美丽经济这条新兴产业链越做越长。2019年，浙江共有休闲农业经营主体2.65万个，开设农家乐2.18万个，仅农产品销售额一项就达122.88亿元，成为浙江农民持续增收致富的强有力增长点。
9月4日，仙居县湫山乡四都村文化礼堂文艺演出，吸引了大批观众。拍友 陈月明 吴林武 摄
乡村的建设方式与互联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数字乡村从概念设计走进寻常百姓家。一批移动支付、数字工厂等产业加速在乡村布局。
2019年，我省印发了《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开展数字乡村示范县创建，德清等20个县（市、区）获评国家级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城乡的数字鸿沟也继续缩小，全省适宜网办的农业事项网上可办比例达到100%。
“在两进两回中激发新动能，这是报告中最能展现城乡融合成果，最值得称道的。”顾益康说，这是浙江在主动顺应城乡融合发展新趋势。
2019年，省政府制定“两进两回”行动意见，全面推行20条鼓励政策，广大青年、乡贤等人才纷纷返乡创业，科技、资金等要素加速向乡村汇聚，构建起了城乡开放互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乡消费互促共进的国内城乡大循环的发展新格局，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引擎。
“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并非意味着放缓城市化步伐，或者是要用乡村振兴战略替代城市化战略。”黄祖辉在《报告》中看到，浙江将乡村振兴战略置于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架构中推进，以实现“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智助农”“城乡互促共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美丽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
《报告》中指出，浙江坚持融合发展主线，聚焦矛盾打通堵点，在城乡一体化中构建新格局。深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推进公共服务从种类上的城多乡少、标准上城高乡低、质量上的城优乡劣，向城乡同标准、同质量上提升。
2019年，我省城乡社会保障加快并轨；城乡同饮一泉水，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96.7%；城乡联通一条路，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达到91%，建成美丽经济交通公路走廊6000公里；城乡运营一张网，实现了行政村直接通邮全覆盖。
2019年，浙江抢抓国家战略和开放合作带来的重大机遇，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在开放交流中开辟新天地。
“浙江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开放合作战略值得肯定。” 顾益康说，融入“一带一路”加快对外开放，接轨长三角推进区域合作和深化东西协作强化对口帮扶这“三位一体”的乡村振兴开放合作格局，凸显了浙江开放发展视野和合作有为担当。
接轨长三角推进区域合作。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联盟、长三角乡村振兴研究院、长三角区域乡村振兴区域合作联盟等组织加快建立。
长三角地区呈现全方位、全领域合作态势。在长三角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洽谈会上，达成合作项目1045个，意向协议采购总额7.5亿元、增长30%。长三角乡村振兴论坛、长三角乡村创客大会等活动密集举办。
东西协作继续深化。浙江大学西部研究院等高端智库建设积极推进；海盐·屏山海屛纺织产业协作示范园等飞地产业园拔地而起；3年时间，“十城百店”“百村千厂”等工程全面发力，“十城百店”累计帮助阿克苏销售特色农产品30亿元。
为了全力消除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主动扩大紧缺农产品进口和出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贸易表现活跃，出口沿线国家地区104.9亿元、增长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