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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一起干 好坏大家判 事事有人管 “三治融合” 让乡村变身世外桃源

2019-01-03 14:33  来源:杭州网 记者 丁巧巧

  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村景。

  越丰村的“三治”广场。

  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调解室,调解员正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晚饭后,喊上姐妹们去“三治广场”跳舞;到广场对面的公园里打太极;散步时,顺手把分好类的垃圾放进不同的垃圾桶——这些,都是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傍晚时分的场景,这里也是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体系的发源地。

  “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还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2018年6月,浙江省“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嘉兴桐乡市召开。“推动‘三治融合’模式向纵深发展,变‘盆景’为‘风景’,聚‘风景’为‘全景’。”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在会上强调,“要努力打造‘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浙江样板。”

  乡村的事琐碎繁杂怎么治理?

  桐乡推出新办法

  如今的越丰村,16米宽的通村道路,整齐划一的洋房别墅,设施齐全的广场公园,村民们说起村里的变化都竖起大拇指,“以前房子没这么好,分布散乱,道路也只有3米宽,现在不但环境好,交通也方便。”

  近年来,随着沪杭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高桥新区的相继建设,越丰村处于“大征迁、大建设、大发展”的格局中,面对众多建设项目,村民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困惑,自身利益是否受影响?生活习惯是否要改变?大大小小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村民如何正确面对新区建设过程中带来的利益调整?如何接纳各种新政策的出台,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变被动配合为主动推动?这些都是面临的大难题。”村干部张飞扬介绍,经过反复的推敲和总结,发现必须从“三个方面需要”来解决繁复的基层治理问题。

  “三个方面需要”即需要树立法治观念,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需要弘扬高尚道德,传播正能量,宣扬真善美,形成村级价值标准,以平衡思想道德、利益追求等关系;同时,还需要“村规民约”来约束,基层社会治理向自治转型。

  2013年,桐乡市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并积极创新工作机制、探索工作载体,推进“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深化完善。目前,桐乡已形成了以“一约两会三团”为重点的“三治融合”创新载体。一约即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两会指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三团指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村里的事由老百姓参与公共决策,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自己参与干,干得怎么样自己参与评判。以往的基层治理经验得到系统的总结和质的提升。

  自治、法治、德治融合

  治理有办法村庄更和谐

  组建道德评判团协调邻里矛盾

  “德治”治出和谐村

  今年64岁的徐元明是高桥街道的五好市民、道德模范,也是村里道德评判团的一员,做了多年的调解员让他明白一个道理,“邻里之间都是一些小事,就是需要个中间人调解。”道德评判团在家庭关系、邻里矛盾等处理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村里有个老人生病住院了,三个兄弟因为赡养问题闹得不愉快。”徐元明说,村里普遍存在的家庭矛盾就是老人赡养问题,“大儿子说老人平时住在小儿子家,帮小儿子干活,应该小儿子养,医药费要小儿子出。小儿子则说,家里三兄弟,医药费要平摊。”徐元明和其他几位道德评判团的成员找到老人的三个儿子,讲人情,摆道理,上门劝说,到医院看望,一遍遍做工作,总算让事情有了圆满的解决方案,不但老人的医药费得到顺利解决,三个儿子轮流照顾老人,走得比以前还要密切。

  “徐元明本来就是因为几年如一日照顾卧病在床的丈母娘而被评为道德模范,在我们村里非常有威望,他说的话大家都愿意听。”村干部张飞扬说,因为道德评判团的成员都是大家熟悉和尊敬的村民,对邻里之间的事情又比较了解,有了这些成员一起,村干部做起工作来更是事半功倍。

  “百姓议事会”赋予百姓知情权

  提高群众参与度、自治能力

  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因为缺乏知情权和表达权也会造成干群之间的矛盾,这也是造成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这时,“百姓议事会”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赋予百姓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强化法治保障,科学评估重大项目等都是“百姓议事会”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百姓议事会”的运行模式就是在制定公共政策、做出重大决定时,根据有关规定和实际需要,通过百姓议事会进行民主协商,然后提交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表决,表决通过才能组织实施,以此提高群众参与度、凝聚力与自治能力。

  在梧桐街道桃园村,白墙黛瓦的风情小屋与大片槜李相映成趣,一到春夏季节,槜李花开或槜李成熟的时候,就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为了加大游客效应,提高承载力,桃园村在改建“三治融合”示范点的时候,融入了民宿、健身房、生态营地、槜李合作社等。但在建造以前,村民们对这个“三治融合”示范点一知半解,抱着观望的态度。

  为了提高村民的参与度和信任感,村里想了个办法。“改建涉及到村里的三个小组(村内分组管理),我们就组织每个组10名村民,一共30名村民,由我们村干部带队一起到海宁等地考察。”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张炜说,通过实地考察和学习,村民对这项建设有了深入的了解,后续做起工作来不但表示理解支持,还能一起出谋划策。

  法治小院能24小时服务居民

  信“法”不信“访” “法治”入人心

  改建好的“三治融合”示范点不但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三治”氛围也更加浓厚。村庄一隅,由茅草屋改建而成的法治小院,集纠纷调解、心灵关怀、法治服务、普法宣传功能于一体。

  被称为“心灵小屋”的心理咨询室的墙上,贴着4名心理咨询师的名片,村民有需要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每月5日、15日及25日到现场,与咨询师面对面沟通。遇到法律纠纷怎么办?法律服务室同样有律师定期值班,墙上也贴着联系方式,当事人也可以到调解室请调解员现场调解,还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由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援助。

  村务法律体检、法制宣传讲座、劳动者维权知识普及、法制剧院等服务,都可以通过“法律服务团”在这座法治小院里得到满足。此外,各个“三治融合”示范村里还有“24小时法律智能咨询助手”,通过法律机器人问答、律师视频解答等方式提供法律援助申请、普法学法等服务。

  “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怎么处理?”记者通过语音向“智能咨询助手”提问,很快,屏幕上显示出交通处理流程:“保护好事发现场;伤者及时送医;通知保险公司;等待交警部门出具责任认定书……”流程十分详细,还能联想“交通事故赔偿是否可以协调”“造成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该怎么办”等相关问题。

  “三治融合”协同作用

  再也不怕“疑难杂症”

  普法服务便利每个人

  全村信访事件与行政诉讼案6年零发

  “年轻人多会选择‘智慧法律援助’的方式,但村里的老年人一般还是选择打‘法律服务团’的电话或到现场面对面咨询。”张飞扬说,提供多种法律援助方式也是为了适应更多人的使用习惯,让普法服务便利每个人。

  但很多时候,基层治理中的纠纷事件并不光是法律援助或道德评判可以解决的。张飞扬就遭遇过这样的“疑难杂症”。

  20年前,陆大伯以2.8万元的价格将老房子卖给沈大伯,双方因为关系好,当时连过户手续都没有办。没想到20年后矛盾产生了,这套房子面临拆迁时陆大伯已经去世,他的两个儿子跟沈大伯都坚称房子是自己的,关系闹僵了事情还没谈下。

  得知这个情况,张飞扬等村干部跟“法律服务团”和“道德评判团”的成员组成了临时调解团,为双方提供法律援助,“按照法律层面,没有过户手续和相关证明,房子确属陆大伯家。”张飞扬说,但20年前交易的时候村民都知道这个事,考虑到双方都存在责任,法律和舆论都要兼顾,建议将90万元的拆迁款五五分账。厘清法律范畴也讲清舆论道理,不但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也需要让人信服的调解方案。经过一两个月的上门沟通和村内调解,陆大伯的两个儿子和沈大伯都接纳了调解方案,现在,陆大伯的家人还经常去沈大伯的理发店里理发,两家人又恢复了以往的情谊。

  已在村内工作了15年的张飞扬说,有了“一约两会三团”的协助,村庄确实从内到外都有了显著提升:“6年来,全村信访事件与行政诉讼案件零发生,矛盾纠纷零上交。”

  带来的好处实实在在

  “三治”信用贷让村民“有钱花”

  “三治融合”不但为村内纠纷提供了综合治理方案,为村内建设增强了群众基础,还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有钱花。

  “老百姓创业融资难一直是我们想解决的大难题,我们平时通过‘三治’标准给每家每户评星打分,就考虑能不能结合这项工作为授信农户提供更为便利的贷款服务。”屠甸镇荣星村党总支书记金福良介绍,经过一番努力,2018年9月,荣星村作为“三治”农信贷试点村与农商银行合作,为农户提供无担保、无抵押的低息贷款。

  “这对农民来说是大好事啊。”开着一家农资店铺的村民孙岳青一个多月前贷款了两三万元用来进货,“别提多方便了,手机上点一下,两分钟就到账了。”孙岳青介绍,除了到银行网点办理贷款,更为便利的是可以通过手机软件申请贷款,随时借随时还。

  据悉,荣星村授信的610户村民都可以申请5万元到30万元的贷款额度,对于道德模范等信用优质的村民还适当放宽额度。“最方便的是今天还了,明天想贷也可以。”对于如此便利的贷款服务,孙岳青频频夸赞。

  目前,荣星村已有48户村民成功申请贷款510多万元,用于孩子就学、家里造房、进货创业等,“三治”从治理到评分再到服务百姓形成了良性循环。

  “乡贤参事会” 引资引智引才

  地方的发展提高村民获得感

  提高村民获得感不但要“有钱花”,还要有发展。“去年我们在全市首先组建了‘乡贤参事会’,就是将村里的优秀企业家、文化教育界名人、有威望的村民代表等集合在一起,参与决策提出建议,促进村庄发展和项目建设。”金福良介绍,村里正在创建AAA景区,有了“乡贤参事会”的参与,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因为有了乡贤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村里顺利完成“断头路”上的拆迁工作,乡贤馆、九贤亭、火炉书馆、水秀剧场等相继建成,荣星村的自然村火炉浜也成为自然村改造示范点。通过发挥乡贤的感召力,“乡贤议事会”在解决和协调村里的相关事务,协助村两委做好群众工作,实现村社事务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示范作用。

  据统计,桐乡市开展“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以来,全市刑事警情率下降34.3%,矛盾纠纷受理下降2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3万元增长到3.20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66降至1.625,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县市之一。

  作为2018年浙江省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六大工程之一,“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各地学习实践的先进经验。“三治融合”的新风从嘉兴桐乡出发吹遍浙江大地,结出文明之果,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良好治理态势。

编辑:甘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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