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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首批38名“社会婚调师”持证上岗

2018-04-20 08:02  来源:浙江在线 记者 钱祎 顾雨婷 县委报道组 盛思佳 张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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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月谈会”上婚调师们在进行案例讨论。

  浙江在线4月2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钱祎 顾雨婷 县委报道组 盛思佳 张文燕)四月的阳光,暖暖地洒进嘉善县婚姻登记处。几对新人正在排队等着登记,一对吵闹着要离婚的小夫妻走了进来,打破了婚登处的和谐。陶建文赶紧迎了上去,把声音越来越高的小夫妻拉到一旁。“有话好好说,不要吵,你俩先冷静下来。”

  这样的尴尬场景,陶建文经常遇到,但随着一次次的历练,她已能从容应对。

  陶建文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却时常管着别人家的“闲事”——劝解那些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和好。近年来,全国各地离婚比走高,许多市民加入到志愿者行列,在业余时间充当起“老娘舅”的角色。他们被称为“社会婚调师”。

  近日,嘉善首批38名“社会婚调师”持证上岗。区别于传统的“大妈”式婚姻调解员,这些“社会婚调师”来自各行各业,经过专业的培训和考试。他们的年龄都不大,多是“75”“80”甚至“90”后。他们在离婚夫妇最后的必经之地婚登处打造了一道“最后防线”,在这里上演一场场新时代的“婚姻保卫战”。

  “婚调师”向社会招聘

  “我当上‘社会婚调师’了。”前段时间,在一家网络公司任职的肖红在朋友圈和大家分享了她的喜悦。朋友们纷纷为之点赞,也有朋友好奇地留言问,“‘社会婚调师’是什么?你怎么考上的?”

  说起这件事,肖红觉得很骄傲。去年,当她看到嘉善县妇联、县民政局、县人社局联合举办婚姻家庭咨询师培训班的消息时,她也对“婚调师”这个工作一无所知。

  社会的知晓率低,正是嘉善县妇联副主席王丽君的无奈,“离婚人群增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我们需要积极应对,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还有‘婚调师’这个群体的存在。”

  “以前不是没有过类似的‘婚调师’。”王丽君说,近几年嘉善在县镇村三级建立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期在基层化解更多的婚姻矛盾,然而效果却“没有想象中乐观”。

  “基层调解员往往由村(社区)妇联主席兼任,人员缺口还很大。”王丽君这么分析。这种情形也能从数据中得到印证。以嘉兴为例,2017年市本级离婚数达2596对,比2016年增加367对。在嘉善,2017年共办理离婚登记963对,平均每天约有3对夫妻“劳燕分飞”,离婚比创下近5年新高。而去基层主动寻求调解离婚的数字却“少得可怜”。

  “其中一部分当事人不是不愿意,而是不知道去哪里或该怎么寻求帮助。”王丽君说,“婚调师”其实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只是过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让他们真正发挥作用。”

  按照传统模式,婚姻调解员基本都从民政、妇联系统中选聘。“也许可以试一试向社会招聘?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王丽君有些担忧,会有人来报名吗?效果怎么样?这些都是未知之数,但有一点她明白,面对新时代大众婚姻情况的发展,也许一些新的尝试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改变。

  肖红就是这样在网上看到了一纸通知,想到身边人也遭遇着或多或少的婚姻问题或困惑,她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了名。同样想“试一试”的还有当老师的盛红霞,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她也想在业余时间更多地了解家长、学会调解家长之间的矛盾。

  王丽君没有想到,在短短两三天内,100余份报名表从各地汇集而来,报名人中有教师、公务员、律师、医生、企业职工等,不乏硕士、海归等。

  在这场新形式的探索中,无论是招聘方还是应聘方,大家都迈出了“试一试”的第一步。

  调解方式与时俱进

  在新时代的婚姻关系中,导致离婚的原因更多样,原因也更复杂。离婚“主力军”的年龄分布也在改变。在离婚年龄段统计中,两个年龄段是明显的高峰,一个是30-34岁,另一个是40-49岁,其中30-34岁占比更高。离婚年龄年轻化,“80”“90”一代成为当前离婚主要人群。

  面对新变化,如何让离婚调解更专业?“婚调师”们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工作方式也在与时俱进地进行改变。

  林洁上岗“社会婚调师”后,一桩调解令她印象深刻。一对夫妻,两个人因为工作原因分居了大半年,今年春节还在一起好好地吃着年夜饭,没想到一过完年丈夫便提出了离婚,且态度十分坚决。两人来到婚登处时,把财产分割都明确好了,全程表现得理性冷静。林洁试着分析,传统的婚姻调解中,往往先入为主偏向女性,一般总是劝和,而这次,双方没有争吵,对协议中的条款也无异议,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林洁表示理解。她说,许多婚姻走到尽头,是因为一时冲动,但也有些婚姻,夫妻双方确实是感情淡了,很难再挽回,“如果两人是在充分沟通、互相尊重的前提下选择分开,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双方的意愿。”

  对此更有发言权的是在社区妇联工作的陶建文。对于村(社区)一级的调解员来说,工作开展尤为困难,因为有时他们连调解对象的面都见不着。

  “婚姻调解要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是每对离婚夫妻都愿意接受调解。”陶建文记得过去总是“碰壁”,“一方找到我们,另一方却拒绝调解,电话打过去直接挂掉,一句话都不肯说。”

  王丽君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当“婚调师”们经培训考试取得“执照”后,他们的工作地选在了县婚登处的婚姻辅导室里,他们要打造的就是这道婚姻的“最后防线”。

  婚登处是离婚夫妇最后的必经之地,双方必须同时到场才能离婚。用陶建文的话来说“见面三分情”,她在离婚双方排队等候时,以法律咨询等名义与他们“套近乎”,试图让他们走进与离婚室一墙之隔的婚姻辅导室。

  但即使能见到离婚双方,“婚调师”们的举动也常常不被人理解,甚至招来一些人的白眼和讽刺。即便如此,看到有夫妻过来离婚,他们还是不死心地上前询问。挨的白眼多了,“婚调师”们都练就了好眼力,能看出离婚当事人的心事。“如果看他们是一时冲动,就会劝他们冷静考虑后再做决定。我们想做的,只是给他们创造一个把心事说出口的机会。”

  幸福家庭需要维护

  因为是婚姻调解的“新人”,每个月,这38名“社会婚调师”只要有空,都会坐在一起分享工作经验,探讨如何调解更有效。他们把这叫作“家事月谈会”。

  “有什么事,先别急着离婚,坐下来喝杯茶谈谈心,说不定就想通了。”这句话几乎成了陶建文的口头禅。她的经验是,每次把一对夫妻请进婚姻辅导室后,她会理性地和双方一起剖析现实问题。而肖红则更偏向于感性,在调解中谈的更多的是感情。比如一个星期前她成功劝和的一对夫妇,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他们谈一些结婚前和结婚时的场景,再回忆走到离婚的过程,让他们找到感情变化的原因。

  说起现在全国各地离婚比走高的现象,“婚调师”们也有自己的分析。他们说,一方面是社会进步使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变化,社会对离婚的包容度提高了,从侧面来说,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是现代男女经济更独立、收入提高,对对方的经济及心理依赖程度降低了。“但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人与人之间,都不能少了沟通。”肖红说,在婚姻中,双方都是平等的,找准根源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有人说,没有人能真正地对别人的生活感同身受,做离婚调解工作只是“纸上谈兵”。然而,这些新加入的“社会婚调师”们却用“成绩”证明了他们工作的意义:自嘉善县首批“社会婚调师”上岗一个月以来,共为11对夫妻提供免费咨询服务,其中介入离婚调解10对,4对夫妻做出暂缓离婚的决定。显然,他们的“纸上谈兵”很有一套。

  记者了解到,今年嘉善还要继续开展婚姻家庭咨询师培训,并将推出“幸福家庭指导师”,在结婚登记时签订反家暴承诺等一系列举措。“在平时婚姻出现矛盾或问题时就要解决,不要等到离婚时才开始调解。”王丽君说,开展婚姻调解工作要把事后协调进一步往事前挪。

  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白首。在新时代的“婚姻保卫战”中,愿每个人都被温柔以待。

编辑:甘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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