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5月4日讯 (浙江在线记者 肖淙文 许雅文 通讯员 方杰）未来的浙江乡村，该是什么模样？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下称《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发布，《行动计划》中谋划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和重大行动，阐述了新时代美丽乡村该如何建设。
从大处着眼，如何在方针政策和制度机制上作出保障？从小处着手，如何对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等关键小事作出部署？围绕《行动计划》美丽乡村建设的相关内容，记者专访了省农办副主任蒋伟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钱文荣、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徐旭初。
生态美
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
如何全面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行动计划》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系统推进农村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村庄特色风貌引导、全域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到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再到谋划实施‘大花园’建设，我省乡村建设持续快速推进，农村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城乡距离逐步缩小。”省农办副主任蒋伟峰说，农民对优美生态、优良环境、优秀文化的需要日益增长，但乡村规划设计水平、美丽乡村精致水平、特色化水平、环境全域化整洁水平等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高水平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还需深化。
“浙派民居”应该有哪些特征？《行动计划》在“加强村庄特色风貌引导”中提出，要加强村庄规划设计，完善具有浙江特色的“村庄布点规划—村庄规划—村庄设计—农房设计”规划设计层级体系，推进多规融合在村一级落地实施。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徐旭初看到这点，很是赞同：“村庄要有规划，也要有设计，前者强调布局和功能，后者强调乡村风貌和肌理。无论是打造具有诗画江南韵味的美丽城乡，还是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都要因地制宜，尊重、还原乡村风貌。”
全域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对农民关心的关键小事作出了部署。《行动计划》提出，要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污水革命、垃圾革命，彻底根治污泥浊水、消除脏乱差。“浙江各地‘厕所革命’的触角向乡村深处延伸，切实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钱文荣说，如开化县把生态公厕污水处理与“五水共治”“美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结合，实现了生态公厕建制村全覆盖。
生产美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行动计划》提出实施乡村产业振兴行动，全面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近年来，农业农村多功能性开发加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态势明显，但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不快，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度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蒋伟峰说，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小打小闹”多，精深加工少，对传统经典产业的深度开发不够，如“丽水山耕”这样的区域农产品品牌、“海通蔬菜”这样的大型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仍然是少数。因此，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村科技进步，繁荣兴旺新兴产业，转换农业农村发展动能显得越来越迫切。
根据我省目前面临的难题，《行动计划》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中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现代农业、培育提升新型农业主体、强化农业品质提升和品牌培育、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现代农业经济等。
“《行动计划》提出了六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乡村高质量发展，让我眼前一亮。”徐旭初说，“高质量意味着，乡村需要更多活跃的发展主体，从而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
“实施农业‘12188’工程，实施万家新型农业主体提升工程，建立健全绿色农业标准体系，推广全程标准化生产和全产业链安全风险管控，推进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与旅游、健康、文化、信息、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产业链条完整、布局合理、功能多样、业态丰富、利益联结紧密的发展新格局……”蒋伟峰说，这一系列重大工程都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高水平推进农业现代化。
生活美
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的美好生活，离不开文明乡风和有效治理。
如何激发乡村文化活力，提振农民精气神，建设风清气正的文明乡村？《行动计划》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行动：培育农村新时代新风尚、全面繁荣农村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等。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行动计划》在培育农村新时代新风尚中明确了这三个关键措施。“最关键的是要落实到实践养成。”徐旭初说。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如何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浙江积累了很多乡村治理的经验。”蒋伟峰说，随着农村利益诉求多元化，农民分工分化加速、农村社会新老矛盾交织的形势依然严峻。农民的权益如何保障？和谐的乡村环境如何维护？农村法治建设如何落地？这都是起草《行动计划》过程中，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
《行动计划》在创新乡村治理组织形式中，首次提出“新乡贤文化”。要求各地培育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鼓励发展乡贤理事会、参事会、议事会等乡贤组织，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技能人才等回馈故里，推动项目回归、人才回乡、技术回援、文化反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