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批判传播学公号首发了龚伟亮博士对赵月枝教授的两篇访谈《从“春晚”到“村晚”：兼谈农村的衰败叙事》和《国家、乡村与“唱衰农村”知识症候的背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一个特别背景是，去年春节期间，有关乡村衰败的“返乡体”似乎也达到近年来的顶点，与去年春晚“又创新低”的吐槽相映成趣。赵月枝教授从在浙江缙云亲身感受的乡村春晚文化说起，关注了农村新文化的生成、文化的有机性、文艺的引领价值等，对“唱衰乡村”知识界与媒体猎奇的合流，以及央视春晚困境进行了深入探讨，阐发了“软实力在民间”的思想。
金猴辞旧岁，金鸡报春来。今年，不变的是，从加拿大赶回缙云过年的赵教授，又风尘仆仆地奔赴数个乡村春晚现场、宫前村板龙灯会等实地调研。
变化的是，其中某些村庄的“村晚”比央视春晚历史更长的浙江丽水乡村春晚，今年的规模更大、直播技术更发达，还启动了“全国乡村春晚百县联盟”。在缙云，“乡乡一台戏”，百台村晚齐上阵。而今年的访谈者，变成了曾经多次报道过中国衰败村庄的前央视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刘楠，她此行专程来缙云调研乡土文化。
当一个孜孜关注“衰败村庄”的媒体人，和一个倡导乡土文化复兴的学者相遇，赶赴同样的乡村春晚现场，两个经历迥异的女性乡土调研者，会出现价值观分歧吗?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赶紧看下面的访谈吧。
与访谈随同发出的还有春节期间同在缙云做乡土文化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沙垚博士观看榧树根村春晚后的随感《在乡村春晚，发现文化的力道》。
一台草根村晚
刘：赵老师，我记得刚到缙云县，一见面，您就拿来当地报纸，一整版的乡村春晚时间表，我当时有点震惊了。我才知道，浙江丽水地区的乡村春晚，比央视春晚都历史悠久，连续举办了36年。今年缙云县有官方微信公号发的文章是《缙云百台乡村春晚 约吗?》，很霸气，但是您带我先去的是榧树根村，很偏远，山路崎岖，开车很久才到，而且他们今年是第一次办春晚，说实话，我没敢有太多期待。但是，看完以后却颠覆了我很多认知，感慨村民短时间内竟然有那么大爆发力。
赵：早在1月12日，我还没有回到缙云之前，就在温哥华通过手机观看了在缙云仙都朱潭村举办的“2017全国乡村春晚百县万村联动开幕式”。江南农村，细雨之中，那个唯美的开幕式场景，让我十分难忘，也早就吊起了我回缙云看乡村春晚的胃口。大年二十九回到缙云后，面对遍地开花的缙云春晚，我经常为选择到哪个村看春晚而纠结。在你到缙云之前，我已看了笕川、靖岳这样的明星村和大村的春晚，感觉意犹未尽。到了年初七，缙云的节日文化活动进入了春晚演出高潮和元宵龙灯会高潮交接的间隙。知道胡源乡的榧树根村还有春晚演出，就决定来这里。我自己也没有去过这个村庄，唯一的想法就是这应该是比较草根的、偏远山区的乡村春晚。果不其然，这是一个在半山腰上的900多人的僻远山村。我跟女村支部书记虞冬菊聊天时才知道，尽管上面也积极鼓励办乡村春晚，她却因为年前非常忙碌，实际一直在犹豫。大年三十忙完其它村务，直到年初一凌晨一点才睡觉，年初一早六点起来，才下了决心办，并开始自编春晚节目。到初七晚演出，前后只有不到一周时间准备。
可以说，没有比这更草台、更仓促的乡村春晚了。但这么丰富，这么全面，这么多样的晚会，如果不是自己耳闻目睹，一般人真是无法想象。他们根本没有节目遴选，可以说是凑的节目。但是你看，歌舞、小品、传统地方戏曲、红歌、武术杂技，还有小朋友的魔术，央视春晚有的品种都有了。其中，有江南经典的《采茶舞》，自编的“三句半”，还有当地小学教小朋友学的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罗汉棍表演等。我还了解到，当地小学老师专门来指导村里孩子表演，大家齐上阵。
作为全球化在这个山村的体现，还有女孩表演具有国际视野的爵士舞。由回乡过年的大学毕业生担任的主持人在报幕时还特意介绍说，这一舞蹈形式源自非洲。
小品：《烛光里的妈妈》
刘：我印象很深，小品里最后母亲走前，以德报怨地把传家宝贝给了儿媳妇，儿媳妇感动跪地。还有一个细节，“凤凰男”悔悟了，对城市妻子有个打的动作，当时观众都鼓掌了。对当时噼里啪啦的掌声，我很震惊，是不是小品提供了他们主体性表达的渠道，让他们把淤积胸中的情感发泄了出来，可能有的时候没有这种渠道?
赵：没错，说起来，老公打老婆总是不好，但是下面有掌声。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要看到，这一情节不是颂扬男权和家庭暴力，而是鞭笞不平等的城乡社会权力关系。如你所说，这是淤积胸中的情感的一种宣泄。台下观众显然认为，幡然醒悟的男主人此时代表了一种乡村的道义。很多村民说看到这个小品都流下眼泪，这说明，这个小品触及了他们内心的感受。在这个场域中，这个小品有一种情感疏导和城乡缝合的作用。
另一个有城乡关系视野的小品是《出门趣事》，讲一个农民过完春节，用一根木棍，挑着行李去广州打工。在广州车站，他说的缙云土话被误解，多次打听厕所在哪，却被人告知坐公交还要多少钱才能到达。这是一个灵感来自缙云人经常讲的有关缙云方言的笑话的小品，非常有生活气息，表达的就是一种自己去陌生城市，而不知所措的感觉。对自编自演这个小品的中年村民来说，这就是他自己真实经历的一种表达。在采访中我们得知，多年来，他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有很真切的感受。他说他人生最光辉的时候，就是在省广播电视部门，开过两年的车。今年过完春节后，他还要去城里找打工的机会。
刘：这些农民自编自演的小品，朴素而生动，与央视春晚相比，更多真实和真诚的情感。央视春晚是一种媒介仪式，有“集体记忆”的“召唤”机制。但我针对今年央视春晚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当问到你记得有农民题材的节目吗，很多人都想不起来，似乎只有在刘亮、白鸽小品《大城小爱》中有侧面表现，再就是在凉山设了一个分会场，似乎别无其他。这些年，大家记住的乡村题材的央视春晚节目好像也只有《昨天今天明天》《不差钱》等有限的几个。像榧树根村这么鲜活的、打动我们的节目，央视春晚是不是少了一些?
赵教授：央视春晚在这方面的节目不是少了一些，是少了很多。而且我猜想，之所以少，恐怕主要不是由于政治审查，而是整个央视春晚的节目生产机制里面，就缺乏了农民的视角。当下，我们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尤其是市场化体制下的商业影视明星们，本身是非常脱离工农的。对于这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没必要去掩饰和庇护。仔细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有节目涉及了农村和农民，也往往是城市中心主义的视角。前面你提到的小沈阳《不差钱》那个小品，说的就是农村孩子想上《星光大道》，这本身还是反映了一个城市的视角，甚至是媒介中心主义和商业文化自我宣传的视角。
我记得，央视春晚的一个经典农民节目是二十多年前的《超生游击队》。有意思的是，今年春节期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超生游击队》的新版本，两个新演员模仿当年的黄宏和宋丹丹在重演这个节目。现在反过来想想，这个节目也是带着非常明显的对农民的歧视的。为什么?由于城乡间控制机制的区别，超生现象的确在农村比较多，但是，别忘了，一些有钱的城里人，为了生孩子，也有移民到国外的，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是超生游击队啊，而且是国际级别的(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是不是也该讽刺一下他们?
两难问题新观
刘：央视春晚还有一种农民元素，比如说一堆人跳舞抱着玉米、辣椒，拿着那个模型，您怎么看央视春晚里这样的“乡土气息”？
赵：这些没有实质意义的符号，所表达的往往是城里人的对乡村的一种小资情调，是城里人乡愁的一种寄托。这些符号所营造的“气息”虽然是乡土的，但往往是本质化的、空洞的、甚至是浪漫化的“乡土”。实际上，这是没有农民的“乡土”。
在缙云的春晚上，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是有能力和自信来自我表达的主体。他们的文化自信在春晚舞台上得到了展示。在去年有关缙云官店村戏剧春晚的访谈中，我讲到了婺剧小戏《老鼠娶亲》。这个戏以老鼠的视角来看城乡关系和破解农民工“呆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村庄”这一两难境地，最后以进城打工者选择回乡，在农村建设理想的桃花源这一结局，演出了新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经验基础上对在乡村创建美好生活的新认知和自豪感。当然，这个节目并非一个村庄的农民自编自导，而是县文化馆专业人员的创作，而且也得到了省里文化部门的指导。这样的节目不能在央视春晚出现，除了前面讲到的生产机制问题，也许与主流文化依然强势推进城镇化和深陷城市中心主义视角有关。但是，从春晚角度，受到真正损失的还真不是中国的农民，也许是央视自己。也就是说，央视会因为自己脱离了中国农民和流动农民工，而失去了这些基础受众。最后，乡村春晚以百县万村联盟和互动的方式，以星火燎原之势，演出新的一轮“农村包围城市”，而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也重新成了春晚的主人，进而重新成了中国春节文化的主人。
一直有一个说法，央视春晚是一个新的民俗，新的仪式。春节是一个农耕社会的节庆。1983年，央视开始办春晚的时候，刚好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电视快速兴起，成为大众文化主体的时候。后来，全国人民一台戏，春晚成了央视最重要的仪式性节目，央视也好像垄断了春晚，春晚几乎等同于央视春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央视春晚也越来越难以办好。
近几年来，乡村春晚在丽水遍地开花。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通过中国春晚百县联盟的组织和推广，不仅丽水各县春晚文化热闹非凡，而且全国许多省份的农村都出现了乡村春晚。从央视春晚到以村庄和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春晚，农村社会不仅把春晚这一被央视培育的新的春节仪式性文化形式重新嵌入了乡土中国，而且在央视春晚无法统合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而陷入困境的当口，重新强化了春节仪式性文化的公共性、社区性和乡土性。同时，乡村春晚的传播范围已不只局限于中国乡村。去年，丽水四台标杆性的乡村春晚，就通过文化部所属的中国网络文化电视台，直播到了“一带一路”上的二十几个国家。乡村春晚自发于丽水民间，如今，在吸收和内化了央视春晚的形式和在内容与主题方面的高度和国家立场以后，它成了丽水公共文化建设的重点项目，节目内容既高大上，又接地气。放在浙江省花大力气建设的、作为国家与乡村文化链接点的农村文化礼堂这一文化宣传场所里，那些非常明显的宣教性内容，如笕川村春晚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性节目和《中国梦》舞蹈，也不会让人觉得生硬。作为丽水市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县，缙云去年有70多台乡村春晚。今年，县里要求有文化礼堂的村庄都举办春晚，从年前各个文化礼堂早就开始的乡村春晚演出到正月十五的龙灯会和元宵节文化活动，《缙云报》用整整一个版面，登出了一百余台晚会和灯会的时间表，颇有星火燎原的感觉，令人目不暇接。
回到我们所看到和采访到的榧树根村春晚舞台上下和前后的情况，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村庄，不是传统概念上的封闭村庄，它有回来过年的大学毕业生，有乡里小学和幼儿园的老师来支援，有外出打工回来过年的村民。整个晚会的筹备和演出过程，是一个提精气神的过程，而整台节目，也是这个村庄文化自信的表现。正如它的第一个节目《开门红》所表达的那样，它所传递的是正能量，一种维系和复兴乡土文化的决心和信心。
刘：就在我们看这个乡村春晚的时候，打开微信，各种返乡文章扑面而来，不过和去年以唱衰农村为主调不同，今年关于返乡书写，好像也有了更多元的表达。
赵：是，我去年就说到唱衰农村的问题，我还说过，这样下去，本来它不衰你唱着也就衰了。农村衰败是客观存在，知识分子有关乡村衰败的写作，在态度上大多是严肃和真诚的。但是，作为一个传播现象，许多返乡叙事带有城市中心主义的猎奇和居高临下的视角，并且愈益凸显城乡对立的意味。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叙事并没有提出行动的方案，而是局限于城市小资和知识分子的焦虑中，这些叙事所形成的合力，有可能助长城乡割裂，使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吞没乡村的过程在中国复制。
如果说，去年返乡唱衰舆情爆发，负面基调达到了一个高潮，那么，今年我注意到了一些变化，有了更多的反思。例如，今年过年前，澎湃网就组织了一批作者进行新的“返乡书写”，希望以更多元的视角呈现乡村，这是主流媒体希望引领舆论的一种表现。“返乡书写”力图在一味唱衰的“返乡体”与空洞唱红的“反返乡体”间，另辟蹊径，引领乡村建设新潮流。
其实这种变化，同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去年10月主办的以“乡土文化复兴：机遇和挑战”为主题的“河阳论坛”，也有一些关系。当时澎湃的记者也来了，对与会学者的观点有了新的认知。例如在论坛上，来自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潘家恩博士就提出，要把“乡愁”和“乡怨”当做建设故乡的能动力量，而不是让乡愁被其他力量所劫持。这次澎湃“返乡书写”专题就推出了潘家恩等人的文章。“河阳论坛”把学者、记者和乡村建设实践者的力量联动起来，也是希望为破解农村空心化和“呆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村庄”这一两难困局尽绵薄之力。
刘：多元表达是一种进步，但是民众似乎也有了一种“村庄衰败”的共识。我前段写了一篇文章《不要让唱衰乡村幻想给绝望以说服力》，全媒派、记者站、传媒圈几个公号改成不同的标题发了，其实我并不是唱红农村，只是讲衰败农村中的农民是有主体性和行动力的，但是当标题被公号改成是说中国村庄在重构和新生时，很多网友就反对说，中国村庄哪有什么新生?说你是“猴子请来的逗比”吧!现在媒体人、知识分子公开谈乡村的活力，好像有时成了危险的事情。
赵：是的，我也有相关体会，你说乡土文化复兴，别人就觉得你没有批判性，这是多年媒体宣传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以前也有人分析过，这也是作为网民主体的城市“新穷人”的焦虑心理的一种折射。但是我希望用行动和实干说话，用脚做学问。与其在书斋里忧国忧民，进而加入农村礼崩乐坏的大合唱，不如到这样一个乡村春晚现场来看看，了解一下它是如何可能的。
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讲?进步为什么不能点赞？这几年来，缙云的春晚，组织性更强，内容和形式也更多元，其发展的速度，也大大超出了我的想像。除了看到上面说到的村庄春晚所体现出来的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我还有很多对村庄春晚的新认知。例如，新直播技术让乡村春晚参与性更强，手机直播功能键有一个邀请好友功能，你能看到一个人邀请几十个人看直播，形成一个社区网络状，真的是有一种辐射力。去年在观看了官店村的戏剧春晚后，我在访谈中对女性在乡村春晚台上台下的出色表现，以及她们的主体意识和领导能力赞赏有加。今年，在榧树根村，女书记是整台春晚的灵魂，很多女村民积极上台表演，甚至有一位村委女扮男装表演好几个节目，比男性村民更担当重任。显然，这不是儿媳妇回村不让上桌吃饭的返乡体所描绘的男尊女卑和男权统治的村庄。就像中国社会是多元的一样，我一直强调中国村庄的多样性。进了这样的村庄，那些片面宣传所形成的乡村认知，自然不攻自破。
三类“春晚”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空间
刘：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乡村春晚和央视春晚，还有一个与城乡关系相关的很独特的现象，也就是“打工春晚”，它由在北京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发起，举办过几年了。围绕这几种不同“春晚”的舆论声音也姿态各异，您怎么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赵：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前面我讲到，走到今天的央视春晚，从某种角度是很脱离工农大众的。除了官方宣传的需要，它所迎合的是城市某一些群体，而且有很强的商业主义色彩，比如要请当红的明星。而越是这样做，越是制造天文数字的明星价位，就越会脱离人民群众，从而形成一个很难逃出来的逻辑。
与此同时，城市里的农民工是被边缘化的，他们是最艰苦、最尴尬的。从2013年开始，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建起了简陋的“新工人剧场”，打工春晚先在那里办了起来，第二年，打工春晚办到了团中央大礼堂，主持人崔永元还表达了要把“打工春晚”办到人民大会堂的美好愿景。后来，它在朝阳区文化馆举办过，观众和工友可以在有暖气的剧场里观看。在前一段皮村发生工友之家被驱赶事件的背景下，今年，打工春晚又回到了没有暖气的“新工人剧场”，众筹办，显得很悲壮。
刘：而且和农村春晚不同，城市农民工的群体太分散了，很难像村庄这样集聚到一块，抱团取暖。
赵：这就是城市社会和乡村共同体的区别。当然，按照宪法，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打工春晚”歌颂的是劳动的价值，表达的是工人的文化，这些本来就是人民大会堂应该演的东西，不应该是如此悲壮地屈居在皮村。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工人阶级文化，尤其是新工人文化的边缘性的地位。
实际上，你知道，共和国历史上，城市里的工人文化宫，也是兴旺过的。那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化之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传统国企工人被下岗，工人阶级在城市里经济地位被边缘化，工人文化宫有些变成了舞场，有些被占用了，有些也可能被拆了。而新产生的2亿多农民工，跟以前的工人文化宫没有任何联系，也很少有表达他们心声的新平台和渠道。但是，劳者歌其事是必然的，新工人文化还是以打工诗歌等形式破土而出。正如一直关心和支持新工人文化生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教授所说，打工春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流动工人文化的汇集。他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用自己的创作表达自己的心声。相比农村春晚，城市里的新工人文化，更有批判力，让人反思何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文化。对于这样的新工人文化，是压制它，还是引导它，使它真正成为一个代表未来的东西，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急迫的问题。
刘：央视春晚、打工春晚、乡村春晚，三种春晚，看似“各自为政”，但是从价值建构上看，又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比如说，乡村春晚直播也是往整个国家和世界发出的，虽然与央视春晚不在一个平台，却是一种基本平等和互动的关系，还有，您讲到，今年缙云笕川村的春晚节目中，有一个就叫“中国梦”。您怎么看乡村与国家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
赵：是的。不能把城市和乡村、国家和乡村，甚至央视春晚和皮村春晚僵硬地对立，它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不同部分。皮村虽在五环之外，还是属于北京，而且即使工友之家被逼出皮村，甚至被逼出北京，它也不能被赶到国外去。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中国新工人文化不可能永远被压制，被边缘化。这三个春晚，放在一起讨论，很有意思：国家春晚是央视一台，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新工人群体，在很中心的北京很边缘的地方，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天寒地冻中的一个简陋剧场，办了这么一台打工春晚。在浙江丽水这个中国民间文化之乡和农耕文明遗产还十分丰富的地方，乡村春晚是星火燎原，农民们热火朝天的过节。央视春晚、打工春晚、乡村春晚这三个名词所代表的春节文化场景，从某种角度代表了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在经历了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在文化上的转型、错位、撕裂、缝合甚至再生的可能。它们是我们这个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的政治和代表性问题在文化上的一种折射。
刘：在这里看乡土春晚，我惊叹于农民内生的活力，有时也感叹没有挖掘的外力。我常年也做记者，走访过很多衰败的乡村。但是我也怀疑，您这里是富裕的浙江，这样的乡村春晚在别的村庄有复制性吗，比如说像大凉山贫穷的山村，难道也要去办乡村春晚？
赵：的确，我们这里是浙江，东部发达省，但是，丽水在浙江属于经济上的欠发达地区，而榧树根村真的不是一个富裕的村庄，这我们也看见了。你还记得，刚到村庄，我们一群人就被设计巧妙的崭新的村文化礼堂所吸引。在村书记的介绍中，我们才知道，这个建筑所在的地方，原来是村边的一条深沟。而且，这个文化礼堂并没被列入县里的建设指标，而是村里按上面的标准自主建设起来后，才被县宣传部认可的;村书记也讲到，村里那个非常气派的旧祠堂，是以前村里只有两百多人口时建造的。她说，现在村里有了900多人，怎么能眼看着祠堂失修呢?正是这样的文化主体性和维系村庄文化的自觉性，使村里宁愿负债也要把祠堂修好。在看完演出的简短座谈中，村委主任也讲到，在修建文化礼堂的过程中，建筑材料全放在外面，没有丢失一根钢筋。在缙云，县里提倡办乡村春晚，政策推动的力度非常大，接下来的关键就看有没有人组织，村庄共同体内部的积极因素与内生活力有没有被调动起来，农民的文化自信心和农村的内生活力有没有被激发出来，从而形成上面和下面、国家和乡村之间的有机与良性互动。
当然，丽水乡村春晚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浙江省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程、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一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推动、县文化馆和文化宣传系统其它部门的艺术和技术支持，乡镇文化员的关键角色，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动员等，都是重要原因。各个村庄如何办春晚的故事也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相通的启示，包括怎样协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怎样从民俗文化中挖掘文化生机等等。
我倒不是说凉山这样的贫困地区的村庄和全国村庄都办乡村春晚。更何况，一台戏不可能改变一个村庄，解决村庄发展和乡土文化复兴的问题。但是，从这台戏里面你可以看到乡村共同体的潜力和潜能。回到我以前惯用的学术语言，从这台戏所体现出来的乡村活力，你才能更深刻体会和意识到什么叫“社会的活力”、什么叫“一个积极的、蕴涵变革力量的社会”、什么叫“传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刘：记得有一年您在缙云壶镇看完那里的赤岩山“迎案”庙会后，忍不住发朋友圈感叹“真正的文化软实力在乡土中国”。乡村春晚是不是也可以为乡村资源整合做出某种示范，用文化方式形成村庄凝聚力和自豪感，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关系和资源总动员，从而抵御城市中心主义、资本主导等的力量?
赵：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就像我去年说的，回到乡村做研究两年多以后，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平常在学术界所讲的“文化研究”是多么肤浅、多么脱离社会、尤其是脱离乡土社会。文化研究应该另有一个天地，这个天地就是乡土文化的研究，而乡土文化正是中国软实力的根基。
正如《乡村与城市》作者雷蒙·威廉斯所定义的：文化是日常生活。除了乡村春晚，很多民间文化活动，包括宫前村年初八龙灯会和金竹村农历五月十三的关公迎案，都是一种融入村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它们是每年一度的民俗节庆，更是完全有机的社区活动：所有的村民都来参加，家家户户开门迎客，流水宴席大宴四方。在这里面，民众的参与、民众的主体性、他们的自豪感、他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都是很难被书本上那种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刻板分开的概念所包容的。把文化和生活分开，把文化与大众和平民分开，这是带有精英主义做派的对文化的误解，也是商业媒体和商业逻辑劫持文化的结果。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看不到农村的希望，看不到中国有可能超越以城乡撕裂为代价的发展主义逻辑，中国的崛起就成为不可能。最重要的是，农民自信、村庄自信，才能有民族的文化自信。
刘：谢谢您。这次调研我看到了更多样化的中国乡村。村庄有富裕有贫穷，但是不能让它衰亡。就像我之前文章写的，曾经撬动历史的那些鲜活奔放的乡村力量，课本上熟悉的“工农联盟”，难道都沉默如斯?无踪无迹?也许只是我们对那些乡村血脉中不同凡响的韧性视而不见。
在唱红与唱衰村庄的极端舆论场中，我们不能忽略了村庄的主人们，他们是有主体性、有反思力的现代农民，从尘埃中开拓绿色。缙云县乡村春晚里的农民参与者们，更让我感受到这一点。
您刚才提到雷蒙·威廉斯，我最近也在看他的《乡村与城市》，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我想，这也是我们打开乡村活力的一种态度。
受访人：赵月枝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省“千人计划”专家、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访谈人：刘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前央视记者、媒体主编、《新闻漩涡后的村庄》系列总导演)
访谈时间：2017年农历大年初七晚
访谈地点：浙江丽水市缙云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