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红门市场疏解工作早在多年前就开始了。2014年5月18日，北京大红门市场首批商户正式入驻河北白沟。新华社资料图片
阿生一家。因为陪伴太少，他总觉得自己愧对儿女。
浙江在线北京4月2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史春波）这大半年里，像人的心一样，阿生的工厂也开始一次次不安地搬迁。
最终，他把地址选在了河北，这里有一个浙商服装园区，越来越多的温州人重新相聚。
在北京和河北之间穿梭，阿生开始努力重新开始。
在北京城南的一幢商业楼里，阿生的朋友阿星则搬来了这里。“这也是暂时的”，他这样和钱江晚报记者说。
不管是不断的寻找，还是暂时的落脚，都是为了在新的时代里实现新的梦想。
“遇到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别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在朋友圈里，阿生给他有着相同遭遇的朋友们写了这样一段话。
换个地方再相聚
从去年底到现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阿生的服装厂已经搬了好几次，这让他有些心力交瘁。
搬一次，又要面临一次拆迁。“没想到会拆得这么彻底”，他说。
在北京，如果租完全正规的厂房，成本太大了。这么多年来，温州的服装商们大多会选择一些厂房。
不过，在经历了一次次痛苦的搬迁后，最终，阿生选择了距离北京东南50公里的河北廊坊，这里，一名浙江商人开发了一个服装产业园区。
早在十年前，这名叫卢坚胜的商人就这样说：“很多企业面临着拆迁，那么拆迁后怎么办，出路在哪里？‘浙江村’里的服装企业需要有一个可以让他们继续生产和经营的场所，需要有一个让他们企业进一步发展、做大做强的平台。”
城市发展的催化、产业升级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大规模、高起点、具有长远规划、配套设施健全的专业服装产业市场亟待建立。
十年后，这名浙江商人的话应验了。
这个月，和很多朋友一起，阿生搬到了这里，他租了4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年租金需要七八十万元。这几天，他的工厂正在装修，安顿了100多个员工，希望下个月就能开工。
从北京到厂区，需要一个半小时，阿生打算就住在厂里，一切重新开始打拼。
“还是挺欣慰的，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他说。这段时间，他也给公司做了一些规划和完善，走高端化和品牌化的路线。
“这也是一种倒逼转型吧。”他说，若干年后，这个新的园区很可能成为另一个更规范更先进的“浙江村”。
各奔东西
阿生的朋友们，有的已经像他这样安定，很多也还在寻找安定的路上。
4月中旬，北京城南的一个商业楼下，朋友阿兴已经租了两个店面，挂上了纺织面料的招牌。在周围，类似的还有好几家，都是从“浙江村”疏解的。
“这里也是暂时的，还要搬。”阿兴说，他还在寻找更合适的场所。同样，因为面临一次次的拆违，这半年里，他的仓库也搬了四五次，损失就不用说了。
很多温州人则更彻底，搬离了北京，各奔东西。比如阿生的一个朋友搬到了沧州，家在北京，和家人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现在，温州老乡们的每次聚会，他们也总会聊起这个话题，“那个谁谁谁，也搬走了。”“那个谁去哪里了。”
每一次离开，大家总会聚在一起，喝一场酒。
阿生说，据他们不是官方的统计，已经有1000多家小的服装企业搬离了。“有的搬到了江苏，有的回到老家，有的改行，都分散出去了”，阿生这样说。
阿生认为，聚聚散散，都是很正常的事，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你只有去适应它。在这个时候，老乡们也特别的抱团取暖，互相鼓励。
团聚是个愿望
虽然，生意已经安定。但对于儿女，阿生是愧疚的。这其实也是很多在外温州老板的辛酸。
阿生有两个孩子，女儿读小学了，暂时陪在他们身边，不过明年，就要被送回老家，因为要留在北京读书太难了。他五岁的儿子则已经放在了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
寄宿，全托……阿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就是我的翻版。”他说，童年是一个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陪护。只是，和他的年代比，交通更方便了。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不要再做这一行了，太辛苦。”阿生这样说，很多温州老板外人看来很风光，但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清楚。
就是在和孩子的一次次聚散中，阿生开始和父辈类似的征程。
阿生也想过回到老家温州，这样能和家人团聚，当地政府也有过招商活动。“我们乐清也很重视服装产业，建设了一个工业区，有机会，我们也想回去创业，毕竟是自己的家乡。”
但是，他说，他还需要努力。他给朋友们推荐了一部电影《神秘巨星》，“有梦才会想，有想才会做，有做才会实现。”他这样说，“这就是温州人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