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月29日讯28日晚7时30分，豆瓣评分9.1分的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央视综艺频道（CCTV-3）），将播出浙江省博物馆特辑。这档当下最火的文化综艺节目，终于播到了浙江人的“家门口”。
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
本期节目中，将代表浙博与观众见面的三件国宝，分别是宁波“万工轿”、落霞式“彩凤鸣岐”七弦琴，以及玉琮王。守护这三件国宝的明星国宝守护人是演员任重、孙淳、周冬雨。
《国家宝藏》每期节目时长约100分钟，平均到每件国宝身上，篇幅并不长。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蔡琴，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每个月都要前往北京参加节目录制，并配合央视在浙博的拍摄工作。
谈到拍摄过程中的各种细节，蔡琴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浙博拍外景，需要我手拿一杯绿茶，我的同事就在馆里找各种各样的杯子，让导演来选，都不合适。我们又去楼外楼借了杯子，还是不行。导演说最理想的是一个细长、透明、圆形的杯子，后来负责道具的工作人员，专门跑去茶馆买了一个。而且泡的茶，也必须是龙井茶，真是细节见真章。”
说到文物，是个在制作时多次被人认为因沉闷而难做的主题。然而这两年，文物突然活起来，而且活在了今天。
前有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及《朗读者》等一系列文化综艺，先后咬开了传统文化的荧幕市场。它们的共同点是，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并在网络上引发大讨论。
“综艺清流”这样的评价，被从年初使用到了年尾。它们为什么火？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如《国家宝藏》，讲述的方式轻松有趣，以深入浅出的故事，表现历史纵深处的人文精神，且在意颜值，所谓颜值在于启用了受欢迎的明星阵容，也体现于拍摄过程中的种种细节。
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 蔡琴
谈到《国家宝藏》的意义，蔡琴的理解是这样的——
“节目把文物的故事、内在的精神都反映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自信、身份认同，从而引发大家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另一方面，在历史文化这样弘大的主题面前，我们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而且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都很重大。”
正是因为一个一个的参与，历史的厚重感，以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构建起来。
专家学者都认为《国家宝藏》开启了2018古典文化（综艺）元年，它讲述着国宝与人的关系，本期“全民阅读”也是如此，国宝与演员、国宝与历史人物，我们从现场和历史中，去还原一种体温感，此时，物不再是物，而是历史讲述的参与者。
孙淳、任重和周冬雨将演绎三件国宝的“前世传奇”。这里小小“剧透”下——再回史前文明，周冬雨竟成大“祭司”，掌握着神权感召神秘力量。孙淳化身唐代斫琴师雷威，“巧手成琴、妙指正心”，又有什么弦外之音？十里洋场的“年轻掌柜”任重，又为何不计盈亏，执意斥巨资造花轿？
在节目的背后，这一档高分综艺，是如何拍摄完成的？三位国宝守护人与国宝，有着怎样的邂逅？
记者先后两次独家探班《国家宝藏》浙博外景录制现场，揭秘节目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孙淳他是个懂行的“博物馆控”
节目录制当天，孙淳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来到浙博。对，就是《琅琊榜之风起长林》里的老王爷。
人一到，孙淳就化身成了“十万个为什么”。
“一会儿我能近距离看到古琴吗？其他两件宝贝，我也很想看，能带我去看看吗？”由于工作人员正在“彩凤鸣岐”七弦琴所在的展厅布置拍摄的灯光、设备，早早进入“待机状态”的孙淳，就拉着在一旁做录制准备的浙博工艺部主任范珮玲发问了。
孙淳和范珮玲在央视演播厅曾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录制浙博专场，他俩都是“彩凤鸣岐”七弦琴的守护人。“我就是为了亲眼见一眼古琴，才来参加节目的！”见孙淳对国宝如此喜爱，范珮玲自然也是有问必答。
当得知节目中的另外两件国宝也在这里，孙淳提出在开拍前，是否能先亲眼看看它们。
于是，范珮玲带着他来到与古琴展厅相邻的“十里红妆”展厅，三件国宝之一的宁波“万工轿”就在这里展出。
来到“万工轿”前，像往常一样，范珮玲指着轿子，开始做起介绍来，“据说，坐上这顶轿子的第一位新娘，是当时被称为‘活财神’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的女儿……”
“我演过虞洽卿，我还见过他的后人呢！”孙淳的回答，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颇感意外。
孙淳在浙博抚琴 胡慧媚 摄
孙淳对“彩凤鸣岐”琴的喜爱，更是溢于言表。正式拍摄开始前，孙淳先是绕着展柜将古琴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端详，然后指着古琴上的断纹又抛出了一连串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相当专业：“这就是流水断文吗？”“这张琴能发出声音吗？”“龙池上这些字都是同一时期刻上去的吗？”“它有破损修补过的地方吗”……
孙淳这“十万个为什么”式的提问，让范主任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一听就知道他是懂行的人，而且很喜欢古琴。”
就像古代“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样，对于古琴的喜爱，让孙淳和范珮玲的互动显得非常默契，这段外景所需录制的对话内容拍摄，完成得非常顺畅。
对古琴是“真爱”的孙淳，在录制中还临时补加问题，比如“它是实心还是空心的，靠什么来扩音？”因为孙淳的“高水平发挥”，节目的录制进行得特别顺利。
他不忘在休息时间“开小差”。当工作人员告知因为要重新布光拍下一个镜头，孙淳又开始四下寻找范珮玲，“范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要去找她聊天。不休息了，抓紧时间，在这里学到的都是知识啊！”
于是，在范珮玲的办公室里，当得知她对漆器很有研究，孙淳又拿起手边一本跟漆器有关的书问了起来……
周冬雨一个问题想了十几种问法
傍晚，飘着雨。闭馆后的浙博武林馆区一楼“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展厅，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国宝守护人——周冬雨。
正在杭州拍摄电视剧的她，一来到现场，就开始了正式的拍摄。她要守护的国宝，是浙博的镇馆之宝之一——玉琮王。
而节目要在这里录制的片段，就在摆放着玉琮王的透明玻璃展示柜前完成。
在展示柜前站定，周冬雨将原本穿在身上的厚实黑色羽绒服脱下，换上了一件黑色机车风皮衣，里面搭配一件蓝色带领结的衬衣，再加上一双细高跟黑色靴子。
年轻人特有的活泼和朝气，与静静地躺在她身边展柜5000多岁、重达6.5千克的“玉琮王”，形成了“萌萌哒”的反差。
与周冬雨互动，为她现场解答问题的，是浙博历史文物部副研究馆员顾幼静。这样的“抛砖引玉”（这回真的是‘引玉’）内容，在《国家宝藏》每期节目开头都会出现。
“它是玉做的，为什么是白色的呢？”“五千年前，人们是怎样雕刻出如此精致的纹饰的呢？”“这么大的玉琮，当时是做什么用的呢？”……随着这些问题得到解答，国宝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拉近了。
接下来的拍摄，周冬雨问了一个很长的问题，大致意思是：为什么玉琮王的纹饰符号，在杭州反复出现？它对杭州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为更有镜头感，她前前后后换了十几种表达方法，十分钟过去了，当流利地说了自己最满意的版本，她忍不住笑着说道：“好啦！”
古琴“彩凤鸣岐”1300多年，它总在寻找知音
古琴艺术的鼎盛时期是唐代。目前传世的古琴中，唐琴的数量不超过二十张，由雷威所作之琴更是凤毛麟角。
大唐开元二年（714年），远在西南蜀地的雷威，正在制作一张新琴：这是一张落霞式的古琴，琴通长124.8厘米，额宽16.3厘米，肩宽18.8厘米，尾宽12.5厘米，两肩之间最厚处厚度为5.4厘米。
匠人初抚琴弦，通透清婉的琴声令人心潮澎湃。雷威拿起刻刀，在琴腹的龙池中，刻下：“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
如今，古琴龙池上方，“彩凤鸣岐”四字依清晰可辨。它在后世之所以举世瞩目，除了其本身制作工艺与音色的极致，还与其几多波折的传奇经历有关。
1920年仲春，北京城南陶然亭公园的岳云别业，镇国将军毓朗（清末军机大臣之一，光绪三十三年袭贝勒）偶遇了自己的老同事——著名琴学大家，中国古琴重要门派“九嶷派”创始人杨宗稷。
两人叙起旧来，同为爱琴之人的朗贝勒谈及二十多年前家中所藏名琴一事。当听到朗贝勒说出“彩凤鸣岐”四个字，杨宗稷心头一惊。
原来，当时已被杨宗稷重金买下的“彩凤鸣岐”古琴，原为朗贝勒所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是，将定王府包括“彩凤鸣岐”古琴在内的收藏洗劫一空。
为何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知晓这些尘封的往事呢？答案就在“彩凤鸣岐”古琴的琴背上。
原来，除了琴名，斫琴者和收藏者还会在琴身上镌刻铭文、闲文印、藏印和跋语。“彩凤鸣岐”的这段经历，就被杨宗稷刻在了琴背上。
用现在的话说，杨宗稷是“彩凤鸣岐”的真爱粉。在刻满琴背的铭文里，还有他所作的一首七言长诗，其中的两句是：“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落霞仿古神女制，如敲清磬撞洪钟”。
1931年，杨宗稷去世。包括“彩凤鸣岐”在内的一部分藏琴，转入镇海收藏家徐桴之手。新中国成立后，其后人将这些琴捐赠给镇海文化馆，后移交给浙博。
但，关于它的真正身世，直到2009年才尘埃落定。
2006年5月的一天，浙博将著名古琴演奏家成公亮请到馆中，对馆藏古琴进行鉴定。
古琴存世千余年，以蚕丝制成的琴弦，自然早已断裂缺损，仅作展示，未曾演奏。而贸然为古琴上弦，又可能对古琴造成损坏。于是，成公亮用自制的“竹弓弦”为千年古琴试音，以其音色作为鉴定依据之一。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千年古琴再发天籁之音。
同年12月，古琴演奏家丁承运来到浙博，演奏了当时已上好新弦的“彩凤鸣岐”古琴。
“琴和弦呢，需要一个磨合过程，一般至少得试一星期。但‘彩凤鸣岐’的弦一上去，弹奏出的声音就很动听，这也让专家有了充分的鉴定依据。”
浙博工艺部主任范珮玲介绍，杨宗稷著有琴学名著《琴学丛书》，该丛书被视为研究古琴的权威著作，而其中就有关于其收藏、监制及修复古琴的记载，“彩凤鸣岐”的信息也在其中。
但范珮玲说：“总能听人提及‘彩凤鸣岐’，但一开始谁也没想到，叫这名字的琴只有一张，而且就在我们馆里。”几年间，经著名琴家成公亮、李明忠、丁承运鉴定，“彩凤鸣岐”七弦琴的身份，才得到最权威的正名。
范珮玲说，很多古琴之所以能保存至今，正是因为多年来一直有人在弹奏。
“木制的东西，放久了不用，很容易被虫蛀坏的。而且，上了弦的琴，保持这种力学的平衡，反而更容易久存。”
2008年，浙博请来成公亮、丁承运和姚公白等三位著名古琴演奏家，分别用“彩凤鸣岐”和“来凰”两张唐琴，演奏了《慨古吟》、《阳关三叠》、《古风操》等曲目并录制成CD。
2010年11月19日，这两张唐琴还“走”进了浙江音乐厅，14位海内外的古琴大师共同奏响来自唐代的声音。
这些年，浙博总在想办法让更多人听到古琴的声音，明年，浙博将举行唐宋古琴大展，届时包括“彩凤鸣岐”在内的古琴将再次被弹奏。
宁波“万工轿”一百多年，宁波帮对美好的期许在继续
宁波“万工轿”的豪华，是每个人见到它的第一眼，就能直观感受到的。
据说制作“万工轿”需要一万多个工时（“一工”等于“一天”）。假设由一人制作，就需要30多年时间才能完成。当然，在行家看来，宁波“万工轿”所展现的宁波朱金木雕技艺水平，才是它“傲视群雄”的根本原因。
第一次看到“万工轿”的人，都会问，这么豪华的轿子，究竟是哪个大户人家所有？
其实，它是当时上海一家器货店用于出租的花轿，轿子上有“聚成号”的轿行名称。
据说，坐上这顶轿子的第一位新娘，是当时被称为“活财神”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女儿，其联姻对象为清末著名政治家、企业家，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的孙子。
朱金木雕是宁波一带技艺最高的传统工艺，“万工轿”为何出自上海的器货店呢？
1986年，范珮玲设计了名为《浙江民俗展》的婚俗展览。当时，浙博关于“万工轿”的信息很少，为了筹备婚俗展，搞清楚“万工轿”的身世，时年21岁的范珮玲来到宁波，待了近一个月。
“我把当时工商联登记在册的宁波民国年间彩结贳（shì）器店的旧址都记了下来，大概有五十家。”然而，这其中，竟然没有“聚成号”。
当时，范珮玲照着地址，挨家走访了所有店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店铺已经不在了，还在的店，也都改做别的生意了。”
尽管如此，她还是见到了一些已经改行做黄包车夫的轿夫，以及一些曾坐过花轿，或是在店铺里工作过的老人，获得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很多年过古稀的老人，提到自己当年坐花轿时的情景时，都显得特别激动和开心，很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说话时，看她们的眼睛啊，感觉都在发光。”
尽管“聚成号”的线索断了，但人们对于民间婚俗的遵循与推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给范珮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几年前，我们才知道聚成号原来是上海的店铺，怪不得当时查不到。”范珮玲说，“聚成号”店铺的后人们是主动与浙博联系的，“当时店铺的后人来我们馆参观时，偶然看到了这顶轿子。”
原来，“聚成号”的老板姓朱，老家宁波。后来举家去上海做生意。而这“万工轿”呢，是请了象山、宁海、奉化一带的十多位师傅一起，花了十多年时间做出来的。
当然，这最顶级的轿子，也不是每户人家都用得起的，“单租轿子就要一百两白银，如果加上十里红妆所指的那一整套嫁妆器具，以及仪仗队，总共算起来至少得花上一千两。”
新中国成立前，朱家人担心“万工轿”被损毁，就把它用十三个特制的箱子拆开分装，送回了宁波老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老家的亲戚将“万工轿”捐赠给了浙博。
“朱家的后人告诉我，如果早几年去上海看，还能在老建筑门口看到‘聚成号’几个字，可惜现在已经不在了。”范珮玲说。
5000多年前玉琮神像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玉琮王
如果你经过浙江省博物馆，会发现大门口装饰的石像，正是玉琮标志，“脸”上是标志性的良渚神像——神人兽面。
这件曾在地下沉睡了5000多年的玉琮王，如今，以这样的方式存在。
很多人觉得，良渚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文明，太遥远，跟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关系。实际上，作为中国最早的原创设计师，良渚人设计的玉琮和图像，穿越5000多年，依然活在我们的日子里，并不过时。
在杭州，路边很多花坛、桥柱，都是玉琮造型；京杭大运河杭州武林码头停靠的游船上，有大大的神像特写雕刻。
而这段时间，钱江晚报作为媒体主办的“源流·良渚文化遗产创意设计专项赛”也正在进行中，面向全球征集良渚文创设计作品。
良渚人创造的神像和具有复杂结构的大琮，在古代美术史领域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良渚先民的设计密码，到底有什么讲究？其实，我们现在苦思冥想的文创，5000多年前，良渚人早就已经玩过了。
良渚人特有的logo
大眼睛里都是“心机”
浙博的这件玉琮王，发现于1986年，当时，考古学家王明达主持反山遗址的发掘。
那天是5月31日，下午两点多钟，乌云翻滚，王明达带着考古队员正准备收工。玉琮王的发现过程，王明达不止讲了一遍——
我站在一个1.6米高的隔梁上安排，指挥大家把探方里的松土赶快挑走，盖上塑料薄膜。这时，一直在清理12号墓的技工，从深达1.1米的墓坑里爬上来大喊：“王老师，这个啥东西？”
因为当时我站得高，往他手上一看，有红的，还有白点，脑子里闪过：嵌玉漆器！
我“啪”地就从隔梁上直接跳到坑里，在竹簸箕上扯了一块竹片，轻轻一拨，那个朱砂红就出来了。我心里想：“这下逮着了。”
我又用竹签子来来回回剥墓坑，终于看到了白花花的颜色，那是玉的鸡骨白，我心里有底了，这就是后来出土的97号玉琮。
而下一件起取的玉琮，编号98号，就是琮王。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住的地方已经浑身湿透了，不过兴奋得很，我让人赶快去买几只菜来，“老酒有没有，有，拿一坛来，今晚好好喝。”我当时的原话是：“我们这次挖掘将要载入考古史册。”
12号墓，是反山王陵挖到的第一个良渚墓穴。反山遗址的发掘，整整100天，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玉琮王、玉钺王等1000多件（套）玉器，也是所有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的一处墓地。
正是在“王陵”反山墓地，人们第一次在琮、柱形器、璜等不同种类的玉器上发现了完整的神人兽面像——人脸，头戴羽冠，双手内屈，好像在按压下面的兽头。这只兽，獠牙外撇，作蹲踞状，有鸟足形利爪。
这个良渚人特有的logo，在许多高等级玉器上，都出现了，唯独琮王上的神像最复杂，大小只有3厘米×4厘米，相当于一只火柴盒，人的双臂和兽的下肢，还用阴线细刻处理，但最细的线条，1毫米里就有3根线，肉眼根本没法看出来。而且，琮王上有八个神像，大小一样。
怎么解读这个logo？
良渚人太聪明，通过浅浮雕的方法把神像显现出来，强调了它的主要元素，分成上下两部分：一双神兽眼睛——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的眼睛，以及一顶“帽子”——填刻羽毛的介字形大冠。《国家宝藏》里周冬雨演掌握神权的良渚大祭司，她头上的羽毛帽子，应该就是从神像而来的设计灵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说，神像的基本图意，我们可以解读成一位头戴羽冠的英俊战神、人形化的太阳神。而神像的细节，实在是太丰富了，比如倒梯形的脸框、悬蒜状的鼻和鼻翼、牙齿等；神兽则是大眼里有填刻的线束、大眼斜上角的小尖喙、月牙形的耳朵的孑遗、鼻梁、有獠牙的阔嘴，膝部臂章状的突起等元素。
如果拿放大镜仔细看，神兽的大眼睛里还有各种心机——中间是重圈，两侧有侧角及螺旋线旋转，好像是眼眶里带眼角的重圈小眼。如果画成可以做抱枕和手机壳的纹样，就是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
为何说良渚人是最早的原创设计师呢？他们老早就懂得把自己设计的纹样，放在宗教和生活用品里了，当然，神像是他们玩得最多的。
之后历朝历代
都在利用良渚元素做“文创”
后代人越来越发现良渚人的设计实在是太好用了，都不用再动脑筋。
比如，宋代人已经开始利用良渚元素做文创了，出现了以良渚玉琮为外形的琮式瓶，清代就更不用说了，乾隆就是玉琮和神像的死忠粉。
清宫中的绝大部分良渚文化玉器都经过了御手，且多有御题。由于当时人们还不认识良渚文化玉器的图像和纹样，也不清楚这些玉器原来是做什么的，只是觉得好看，所以皇帝和工匠做了很多大开脑洞又匪夷所思的“文创”，比如，把琮颠倒放，又给它配了铜胆和木座，干什么用呢？插花。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就有多件。
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良渚文化玉器出土丰富的缘故，部分匠人对纹样已有一定的认知度，开始“画蛇添足”。
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的一件两节矮方柱琮，乾隆御题“虽曰饰竿琳与琅”，题字和器物的方向颠倒了，其兽面像明显为后期补刻，说明在明清时期，已经有一批玉匠对良诸文化刻纹玉器有一定的认知度，可以依样画葫芦了。
方向明说，良渚文化之后，历史上的许多地区曾模仿良渚的器物进行创作。有模仿型，如广东石峡遗址出土的玉琮，形式明显模仿良渚，略有破绽但整体还可以；有不知所云型，如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所出玉琮，琮体刻有并不等分的横线，纹饰不知具体含义，在形式效果上与良渚相差甚远；又如山东丹土遗址所出玉琮，眼睛直接雕琢于横线上，完全歪曲了良渚玉琮设计本意……
当然，也有真正的“文创”，比如山东湖台出土的臂钏，方中有圆，风格至简，而方形的外缘刻有凹缺，接近琮的俯视状态，切割成薄片，可以戴在手臂上；山西晋侯墓地还见到把琮做成器座，有底不透穿；而清宫收藏的宋代龙泉窑青釉琮式瓶，用以插花。
学者李零在《铄古铸今：考古发现与复古艺术》中说：很多创新仍离不开传统(至少是不能完全离开)，复古也是创新，也是发明，其实是“被发明的传统”。
正是如此，201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在北大搭建了“源流运动”这个古代文化与当代设计的交流平台，如何把考古所得的知识体验带入日常生活、把古典美好与现代社会有机结合，是这些年他一直在思考的事。
“考古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古代社会，就如同文艺复兴一样，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迎来的是近代的曙光。现在，在世界范围内遗产都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杭侃说，“科技在进步，艺术却不一定，原始艺术往往更能接近生命的本源。比如不同文明有很多‘大眼睛’，艺术的冲动没有变，我们想表达的生命的本质只是通过一种具象的形式去展现。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像良渚文化这样的原始艺术有他的生命力，都是在表达一种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