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12月2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黄宏）先聊一段往事：1955年时，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和张庆森表演了个相声，名字叫《开会迷》，上面讲了这么一个人：热衷开会，甚至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比如说买脸盆，也要开个会，而且开场之前，还要大讲买脸盆的重要意义。
有句话耳熟能详：“会风体现作风，作风关系党风”。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表现的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重复开会，用会议落实会议，让很多基层干部叫苦不迭，甚至有人发问：“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谁来落实？”。这究竟怎么回事？记者来聊一聊这事。
会，为啥不能“最多开一次”
今天《浙江日报》登了这篇文章，该文记者从和嘉兴市一位副区长联系采访事宜谈起。这名副区长不是刻意躲闪，而是分身乏术：周三有会，周四有会，周五也有会……250多个工作日里，他要开100多场会，所以成了“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
会议是部署落实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重要环节，该开的会必须开而且要开好。但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而是同一内容、同一主题，一级一级往下，不断重复地开。
前些年，为了节约成本，防止舟车劳顿，各地推行了电视电话会议，这是体恤基层、节约时间和开支的好事。但这种方便，在某些时候被“抵消”了：上级部门会扩大部门范围，点名主要领导参加。跑的路少了，会还是没少开，重复的会还是开了一次又一次。
为了防止这种“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很多地方也采取了相应的办法，比如说设立“无会日”、提倡开短会、讲短话，但抓一抓就见效，松一下就卷土重来。
会，为什么就不能“最多开一次”呢？
三令五申下，会为啥多起来
上级要确保政令畅通，下级要及时掌握方针政策。开会传达部署，能统一思想、落实工作，鼓足干劲。但“文山会海”显然起不到这种目的，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
有媒体曾经刊文，分析过哪些会最让基层干部觉得烦，大体而言，主要有这三种。
第一种就是上一段所说的层层重复开会。
另一种则是工作还未开展，相关谋划还未定，但上级有要求，那就先开个会，应付一下上级。
还有一种会，明明很短时间就能讲清楚，领导却要拖拖沓沓，讲话没完没了，变成了“长会”。
对“文山会海”，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为什么还会出现？
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地方是因为长久以来，形成了“路径依赖”，觉得没开过会，工作就没落实，心里不安；还有的会，则是逐层分解、推卸个人责任，一旦出事，那就是“会开过了，责任不在我身上，是下面人工作不力，没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还有一种会，则是上级考核不科学，像今天《浙江日报》刊发的这篇文章中，就谈到台州的一位街道干部说，上级部门在制定考核清单时，往往把“有没有开过会”作为其中一项重要指标，为了在考核中不失分，自然也只能开了。
正因为种种“纠结”和担忧，结果就是：该取消的没取消，该合并的没合并，一些没价值的会还在开，不少基层干部在“赶场子”。
有些会，还藏了其它东西
谈起“文山会海”，人们关注的，常常是各种部门的会议。今天《人民日报》还点出一个和会有关的事：签署责任状。为什么说签署责任状和会有关，因为签署责任状之前，往往伴随着领导讲话，全体到场等等，除了有个签字仪式，和会议的形式其实差不多，很多地方干脆称之为“XX年度目标责任书签署大会”。
但这种类似会议的场合所签署的责任状，却大有可议之处，比如说一些地方为了“层层压实责任”，把高速公路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到村，与村委会签订责任状。“有村支书私下说：我们连高速公路都上不去，根本没有执法权，咋去管理呢？”
签署责任状，本是为了明确责任，但在这种大会上签署的“过头”责任书，并不见得是为了这一目的。《人民日报》分析称：“一些部门和干部缺乏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态度，而是直接‘转签’上级的责任书，还美其名曰‘层层传导压力’。而有了责任状这个‘挡箭牌’，在面对上级部门的责问时，既能证明自己认真抓了，也能在问责追责时把包袱甩给下一级，把责任状变成自己免责的‘护身符’。”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过头”的目标责任书签署大会，和现在某些部门重复开的会，目的有些相同之处，那就是为了推卸责任，“表面上人人负责、事实上层层卸责”，这种形式主义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某些领导干部不敢负责任、没有担当的一面，说穿了，就是“套路”。
这正好印证了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时所下的论断：“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对基层干部而言，大家希望的是开有用的会，说干正事的会，开鼓劲的会。开完会后，明确了方向，具体事怎么干，具体矛盾怎么解决，那这种会一定是受大家欢迎的会。只有把真正属于下级的责任交转下级，把下级无权无责的内容还给责任主体，才能焕发求真务实、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使各项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顺利实现。
至于那种藏了“套路”的会，还是少开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