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29日，习近平在大陈岛慰问老垦荒队员。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周咏南 摄
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多次强调，“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要在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危难时刻能豁得出来。”
狂风肆虐，大雨瓢泼。
2006年的那个夏天，苍南县金乡镇半浃连村的村民彻夜难眠：8月10日17时许，超强台风“桑美”正面袭击这个拥有1500余人口的村庄，造成270多间房屋倒塌，多人伤亡。
第二天18时许，时任村委会委员林兴穗正和大家积极自救，一辆浅蓝色的中巴车开进了村子，车上下来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身影，“是习书记赶来了！”
“一到村里，习书记就踩着碎砖瓦砾，直奔重灾点，详细了解灾情，慰问遇难者家属。”尽管时隔多年，林兴穗依旧记得清楚，面对满目疮痍，习近平神情凝重。听到灾区处处是各级干部冲在一线，看到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奋战在前时，他频频点头，不时停下脚步和大家握手交谈，要求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及时组织生产自救。
“防灾救灾中，党员干部就要带头。”距离半浃连村约一公里的坎头村，同样遭受“桑美”侵袭。时任村党支部书记谢庆钏记得，习近平走过村里的废墟，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是灾后重建的非常时期。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必须做到一个党员一面旗，发挥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抗台救灾、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活，是每一名党员和干部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一定要带领党员干部安置好每一名受灾群众。
习近平的亲切勉励和亲身垂范，给半浃连村和坎头村，给苍南，给浙江的党员干部带来巨大鼓舞。
在“桑美”肆虐的前后一年间，浙江共遭受了4次强台风袭击，10万多个基层党组织、百万共产党员成为抗台救灾的中流砥柱。全省有近2000人在经历了抗台救灾后，向党组织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56人宣誓入党。许多群众动情地说：“关键时刻，还是靠党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善于抓典型，让典型引路和发挥示范作用，历来是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习近平注重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引导党员。
时任宁波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的傅企平，带领党员和群众，把一个“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女不嫁滕头村”的小村庄，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生态村。他提出，“要求村民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做到；要求党员做到的，党委成员首先做到；要求党委成员做到的，党委书记首先做到”，以及“村干部不住最好的房子，不拿最高的工资，不多占股份”。习近平多次接见他，称赞他“你是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代表，也是奉化乃至宁波和浙江农村发展的代表”。
如今，滕头村的村民都已入住小康别墅或生态公寓,但傅企平一家仍住在20多年前的老房子里,家里用的也是老家具。
2016年7月1日，这位“老支书”来到北京，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奖状，“总书记主动向我打招呼说，老傅啊，‘常青树’不容易，一定要继续走在前列！”
这番亲切关怀和勉励，傅企平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让大家深受鼓舞。66岁的老党员傅央改说，全村党员都以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党员的地方就要有党的组织，有党的组织就要有正常的党内生活。”
2005年4月的一天，山城淳安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内，气氛热烈。
“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都要广泛进行谈心交心。”“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坚持原则敢批评，心胸开阔听批评。”在出席淳安县委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开门见山，开宗明义。
“我觉得我本人，对我们淳安走生态之路的发展定位认识还不够到位。比如我们县刚成立的坪山工业园区，它的定位应该转向发展生态。”一名分管工业园区的县委常委的自我剖析，引发大家共鸣。
“生活要奔小康，但不能破坏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地方发展中绕不开的问题。对生态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习近平嗓门不高，却让在座的每一个人感受到了力道千钧。不久，坪山工业园区的功能就彻底转变为发展生态环保、高新技术、文化三大产业，“生态立县”成为全县的共识。
“习书记的话非常朴素，但又富有哲理。”时任淳安县委副书记余永青回忆，这次民主生活会，一开3个多小时，习近平耐心地给每一位同志指出问题症结，提出解决办法：谈到调研不深入的问题，习近平说，领导干部要学会“解剖麻雀”；谈到文件、会议过多的问题，习近平说，发文件和开会本身就是一种工作方式，不能因噎废食，但要合理精简、科学压缩；讲到如何科学看待现阶段发展目标，习近平说，既要GDP，又要绿色GDP……
一番番见筋见骨的自我剖析，一次次辣味十足的相互批评，照亮了11位县委常委在思想、精神和作风上的“盲区”，让大家亲历了一次灵魂洗礼和党性锻炼。
“习书记现场点评我们这种形式好，‘民主生活会就应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共同提高’。”余永青对这次“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至今难忘。他说，从此，坚持“问题导向”，成为一任又一任淳安县委和各乡镇党委班子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坐标。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习近平深得其中精髓。
“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在习近平看来，“当干部的，不能老是想着自己的升迁。”他这样阐述心目中的“为官之道”：“莫道昆明池水浅”，一个干部，无论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心系群众，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官”有多大？但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当干部，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同时，一个干部的能耐有多大，最终人民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组织上也明白。是“锥子”总会脱颖而出的。当干部的，要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对于如何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努力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有着一系列深远的战略思考：
“铺‘路子’不如压‘担子’”，说的是如何培养干部；
“要发挥党委一把手‘一双眼睛’和班子集体的‘多双眼睛’作用，多视角多侧面识别干部”，说的是如何考察干部；
“干部使用既要坚持群众公认，又不能简单‘以票取人’，不能搞‘数字游戏’，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说的是如何选拔干部……
习近平多次指出，现在在一些地方，有的干部被列为后备干部、成为培养的“苗子”后，组织上就很愿意为他设好“台阶”，铺好“路子”，而恰恰忽略了把他放到艰苦的岗位上去磨炼；如果组织上真的把他放到艰苦的岗位上，他本人往往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这其实是干部培养工作的一大误区。
他特别强调，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里马”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后备干部不能放在“温室”里去刻意培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以磨难历练他，这样才能“增益其所不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针对当时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习近平更是见事早、抓得深、谋得远，着力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下有不同的下法，有纪律惩处的下，有不胜任工作的下，还有正常的退出机制的下，不能‘华山只有一条道’。”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要以改革的精神解决干部能下的问题。
温州对干部能下动了真格。2003年至2004年间，温州148名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办事拖拉、吃拿卡要、对待群众态度刁蛮等原因，受到了行政告诫、降级、降职、撤职和辞退等处理，260多人被通报批评，震动了全市、震动了全省。习近平批示：“各有关部门与各市县都应做全面探索。”
本世纪初，正是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之际，一些干部的政绩观出现了偏差，把经济发展简单理解为“唯GDP”，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甚至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民谋利益。”对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他不止一次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认识好‘潜绩’与‘显绩’的关系。领导干部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要甘于做铺垫之事，不要只想拿军功章、立凯旋柱。”
2004年初，浙江在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中全面开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牢固的群众观，创为民、务实、清廉好班子”教育实践活动。
当年8月31日，台州市路桥区把1056个直接排污入河口全部封闭起来。接着，一张四通八达的地下排污管网悄然覆盖了路桥城区的角角落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汇入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后再入河道，昔日黑臭的河水成了清流。
这一投入2.35亿元的工程，是区委班子一致决定修建的，被当地百姓称为“看不见的政绩”。
“有的人甘为人梯，长期铺垫，做打基础的工作，收获的时候他却走了。有的‘十月怀胎’时他不在，‘一朝分娩’时他来了。所以对干部要有客观的公认，这个关键在党组织本身。”习近平大力倡导树立科学的领导干部考核体系。
“各位乡亲，请你们给县委书记和县长‘打打分’。”2005年6月的一天，缙云县前路乡大集村的村民，从省委组织部直接派出的调查员手里拿到一张《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民意调查问卷表》，被调查者是时任缙云县委书记和县长。村民们至今感慨：“我们是普通的农民，让我们给县里‘最大的官’打分，真是想不到。”
打分，是为了第二年的市、县（市、区）领导班子换届考察。在那一次对县（市、区）领导班子换届考察中，考察组共找了44897人次个别谈话,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还对1942名考察对象实行考察预告，其中在新闻媒体进行预告的有904人。
“这是我省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一个重大突破。”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副处长王利月说，在习近平的大力推动下，浙江不断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方法，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能够领导科学发展的干部选拔任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换届后，县（市、区）、乡镇领导班子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
2006年7月，浙江又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习近平在浙江的谆谆教诲，已化为浙江党员干部的座右铭。浙江历任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打出“上下管育爱”系列组合拳。如今，一支高素质的“浙江铁军”，已成为浙江的一张名片。
“今天是什么日子？”
2004年12月26日，习近平专程到瑞安看望基层干部，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在飞云镇，他拍着时任潘岱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连丰的肩膀发问。看陈连丰一时发愣，他又自问自答：“今天是毛泽东同志的诞辰。”
在随后召开的基层干部座谈会上，陈连丰懂得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深意。习近平在会上说：我们共产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视基层的党。当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在三湾进行部队改编时，首创“支部建在连上”。从那时起，我们党不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也奠定了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制度。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始终强调，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围绕主题、解决问题”。在浙江期间的下基层调研，习近平都尽量安排时间到农村、社区，与当地的党员干部交流，了解基层组织建设的情况。
2003年3月，浙江在全国率先部署农村基层组织“先锋工程”建设，力求通过5年努力，使全省1万个村党组织和500个乡镇党委，成为经济发展健康快速、“五好”“六好”成效明显、村镇管理科学规范、精神文明协调共进、农民群众拥护满意的基层党组织。
2005年12月，习近平来到绍兴县由4个行政村搬迁聚居而成的新农村社区——新未庄社区考察。
“党支部威信高吗？党员们能起好表率作用吗？”在老党员周星福家，听说因为历史积留问题，社区党群、干群关系一度紧张，习近平频频发问。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周星福竖起了大拇指，“现在我们有了好班子，党员事事带头，大家越来越有奔头了。”习近平十分高兴。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在参观社区党员活动室时，习近平叮嘱社区干部，“一定要继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现任新未庄社区党委书记的薛忠兴，当时是文书，他把习近平这番话牢牢记在了心里。10年之后，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在浙江召开，新未庄社区作为一个现场考察点，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基层党建工作者的检阅。
浙江是改革开放先发地区，也是先富起来的地区，2004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连续第19年位列全国省区第一。长期在基层走访调研的习近平，却敏锐关注到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的短板。
“公章别在裤腰带，开会开在支书家，这怎么行？”在一次调研结束后，习近平将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召集在一起，“村级党组织没有固定活动场所，会严重影响基层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杨立平说，在习近平亲自关心下，一场关于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的摸底式排查就此展开。而调查结果令人震动：在浙江这样的“富省”，竟然有8040个村党组织或多或少存在“无处办公”的问题，比例接近四分之一。
浙江迅速行动，立整立改。2005年6月，省委出台《关于认真解决集体经济薄弱村村级组织办公场所问题的意见》，力争在2006年年底前使全省所有没有办公场所的村级组织基本上都有约1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不到一年时间，各级各部门先后投入资金14.3亿元，实现了全省3万多个行政村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的全覆盖。
武义县俞源乡新九龙山村是个下山脱贫村，也是个典型的“无处办公”的行政村。武义县将其列入首批经济薄弱村村级办公场所建设计划，通过省里补助一点、县里帮助一点、部门捐助一点、乡里解决一点、村里筹集一点的办法，建起一幢3层6间的办公楼。
“新楼一开工，党员干部争先恐后地参加义务劳动，挑砂、抬石头，一天天看着办公楼建起来。”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田华平至今记忆犹新，办公楼投入使用那天，村里放起了鞭炮，男女老幼都赶来看，一些老党员摩挲着党员活动室里崭新的桌椅，脸上笑开了花。这之后，办公楼派上了大用场，不但村党支部活动正常了，村民议事、学习也有了地方，“党员电教室”更是常年对村民开放。
“村办公场所的建成，圆了我们的梦！”2005年11月8日，田华平代表全村党员，满怀感激之心给习近平写信报喜，“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即将开始，我们可以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场所里进行了。”
2006年，这项诞生于浙江的经验推向全国，党的旗帜在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迅猛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浙江的特色和优势，也给浙江带来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党的建设同样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对此，习近平展示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深邃思考：“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领域都要建立党的组织、推动新领域党建工作。”
2002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温州考察调研，对当地在非公有制企业、新社团组织等新领域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创新作出肯定。他说，今后要进一步完善新领域党组织的工作制度，更好地发挥制度的作用，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
2003年2月，他来到绍兴诸暨的海亮集团，生产车间流水线上“党员先锋岗”的铭牌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详细了解公司的党建情况，叮嘱公司党委书记冯亚丽：“要充分发挥党员职工的先锋模范作用，争创一流。”
“把支部建到流水线上！”“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截至2007年6月底，浙江24080家从业人员在50名以上，且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和从业人员在100名以上的规模企业，已建党组织的达23986家，占99.6%，基本实现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全覆盖的目标，得到中央充分肯定。
2012年3月，在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指出：“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
“这一重要讲话，集团全体党员进行了学习，进一步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动力。”冯亚丽说，从1989年成立的小企业到如今拥有上万员工的企业集团，海亮的发展离不开党建，“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党建名企，铸就百年海亮。”
“我们党一贯最重视基层建设，这个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基层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基层基础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习近平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他曾多次指出，“乡镇一级是我们最基层的政权，真正有远见、有眼光的领导，应该把精兵强将放在乡镇，守土一方。”
换届是不是大换血？年过50岁的“老乡镇”是不是该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006年8月，正是浙江乡镇大规模换届之时，习近平来到仙居县白塔镇，面对面与该镇及邻近部分乡镇、街道的干部作了交流。
“同志们好！”28日下午3时左右，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习近平微笑着向乡镇干部招手问候。见大家都站起身来，他边示意大家坐下边说：“咱们坐近些，别拘束，敞开谈。”
“习书记满脸笑容，大家紧挨着他围坐一圈。”时任上张乡党委书记陈尧虎回忆，座谈会的气氛非常活跃，大家结合基层实践，纷纷提建议、说想法、抛问题，“习书记边听边记，对我们的发言非常重视。”
对基层干部普遍存在的疑问，习近平在讲话中给出了答案。“要注意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层次，不是说到了乡镇一级就越年轻越好了，要讲老中青结合，不要搞一刀切。”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习近平打了一个比喻。他把乡镇比作“阵地”，“基层干部不能光在这里学习学习，‘付学费’，不能让阵地‘失守’。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抗台防洪等突发性问题，特别需要经验，如果一茬把人都换走了，下回台风来了，还得重新‘付学费’。”
“习书记的话说到了我们心坎上，没想到省委书记这么了解基层情况。”陈尧虎告诉记者，此后的乡镇换届中，仙居一直坚持老中青结合的干部结构。去年换届中，又有4名50岁以上的干部出任乡镇（街道）“一把手”。
在习近平的倡导下，浙江各级对长期在艰苦地方工作的干部高看一眼，也千方百计创造机会让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
2003年初，浙江创新推出科技特派员制度。第二年，又推出农村指导员制度，从各级机关挑选一批高素质的党员干部，为每个行政村派驻一位农村工作指导员，切实担当起农村政策宣传、民情民意调研、矛盾纠纷调解、富民强村服务、民主制度监督和组织建设督导的职责。这两项制度，浙江一直坚持至今。
2005年6月，浙江省委出台《关于认真落实“三真”要求，切实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这份文件，是习近平倡导制定的，提出了切实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养锻炼、加大对优秀基层干部的选拔力度等十条措施，每一条都言之有物，每一条都解决问题。
“我也是个老基层。我对基层工作非常牵挂。”习近平对基层干部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对各地领导干部说，“要注意保护和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要深入了解广大基层干部的所思、所想、所盼，对他们的工作要多理解、多支持，对他们的生活要多关心、多帮助。特别是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不要一味责怪，要多鼓劲打气，要加强指导，与他们一起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白塔镇开完座谈会的第二天，习近平又搭乘海警船近两个小时，来到台州椒江区大陈岛。工作调研之余，他还专门了解基层干部的工作条件、生活保障等情况。听说岛上正在翻修办公楼，他一定要去看一下。
站在办公楼的脚手架前，习近平问时任大陈岛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大陈镇党委书记孙尚权，“办公室条件怎么样？几个人一间？够不够用？”听说岛上办公条件有了一定改善，但干部宿舍条件仍旧很艰苦，他特意叮嘱，“要加快宿舍改造，今后如果碰到困难，尽管找我。”
对基层的重视，对基层干部的关爱，让浙江的干部队伍焕发勃勃生机。
“习书记任上，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充实到基层，夯实了基层基础；也有一大批干部从基层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极大激发了全省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