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3日，习近平在舟山岱山大衢岛调研海洋经济，察看鼠浪湖港区规划。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浙江在线杭州10月1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俞文明 邓崴 刘刚 陈文文 吕玥）“何处潮偏盛？钱塘无与俦。”浙江，因钱塘江曲折而得名，波澜壮阔的钱塘江大潮蜚声中外。
“省以江名”“地如其名”，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说过：“浙江的历史发展也有着很多的转折和曲折”，“近几十年来，浙江最大的转折就是改革开放。”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发地之一，浙江以“勇立潮头”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马当先，实现了从一个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在习近平初到浙江工作的2002年，浙江已连续多年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城乡居民收入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
习近平在来浙江履新后的第一次干部见面会上说：“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迈入新世纪的浙江，正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习近平在深入调研、深邃思考的基础上，在2003年7月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出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
“八八战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不但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实践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且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在省域层面比较早地进行了战略谋划和具体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八战略”不但是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浙江实践的总纲领，也是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向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各领域全面推开：建设创新型省份、生态省、文化大省，打造“活力浙江”“法治浙江”“平安浙江”……浙江的改革由此开辟了全新境界。
回首来路，浙江干部群众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在当年推动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实践中，习近平充分展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的改革勇气，着眼全局、面向未来的改革远见，以人为本、为民造福的改革立场，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改革韬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改革方法，统筹兼顾、追求和谐的改革艺术，调研开路、一抓到底的改革作风，为浙江建设全面小康注入了强大动力。
拉长时间轴，观察新世纪以来浙江改革这部鸿篇巨制，人们清晰地看到，今天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其基本架构和发展逻辑，源自2003年习近平提出的“八八战略”。15年来，浙江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历史的时针拨回到2002年10月12日。这天下午，浙江省领导干部会议在省委礼堂召开。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习近平到浙江任职的决定，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面对全场500多名干部，习近平说，中央决定他到浙江工作，他深感责任重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浙江人民“走出了一条令世人瞩目、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到浙江工作，“感到有很大压力，有一种上华山爬险道‘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只能向上攀登，不能停滞不前’的感觉”。但是，“我愿意承担重任”，“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习近平后来回忆道：“2002年我从福建到浙江工作的时候，脑子里装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时浙江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我这个接力棒怎么跑，来了干一些什么？”
此时的浙江，虽然头戴“中国经济优等生”的光环，但面临世情国情省情的重大变化，正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
从全球看，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经济。这既为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挑战。从全国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供求关系、消费需求、发展路径以及发展的体制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省情也在变。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资源能源消耗的日益增加，作为先发地区的浙江率先遭遇生态环境压力、资源要素制约、内外市场竞争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从2003年开始，要素供给全面紧张，“有项目无地建设、有订单缺电生产”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依赖成本优势的“浙江制造”，遭遇内销压价和外部“反倾销”的双重挤压……
那时，因为闹“电荒”，工业企业“停二开五”“停三开四”是常事，甚至连西湖晚上都经常漆黑一片。后来有记者就此问过习近平：“在停电的时候，习书记在想什么？”
习近平回答：“痛定思痛吧，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才能增加一分动力，我们的资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在接受一家央媒采访时，习近平进一步点出了浙江种种发展问题的实质：“各地经济发展中遭遇的要素紧张，根子在粗放增长方式。”
破解经济发展难题的钥匙在哪里？解决各方面困难的动力靠什么？习近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自己带头，马不停蹄，深入企业车间、田间地头，和广大基层干部、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交流。
历史长河，总是在峰回路转处，激荡出最壮阔的波澜。在一次次的调查研究中，对浙江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时代命题，对新时期浙江改革的顶层设计，习近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大思路。
在2003年上半年的几次会议上，习近平频频谈到浙江如何进一步巩固优势、发展优势的新课题。
5月26日，在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对新时期浙江的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释。他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深化改革提出了深层次的新的更高要求。浙江改革已经取得的体制先发优势，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会上，习近平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我们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敢干的创新精神，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
深谋远虑之后，一项事关浙江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水到渠成。
2003年7月10日，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向全会作报告，正式提出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
“这八条，第一条讲的就是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也就是要深化改革。而其他七个方面，都是从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去推进重点改革，而且都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体制创新为保证，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既有方法论又有路线图的系统全面的深化改革顶层架构，为浙江改革发展架起了‘四梁八柱’。”作为多项浙江重大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时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亭对记者说。
思想是历史发展最耀眼的坐标。“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是推进浙江各项工作的总方略。遵循习近平确定的“八八战略”的指引，历届浙江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把改革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用浙江实践、浙江经验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不断作出浙江贡献：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等改革扎实推进，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得益彰，“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深化……
一幅水平更高、动能更新、成果共享的发展画卷在之江大地不断铺展：实体经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浙江制造”加速迈向中高端；对内对外开放在改革中跃上新台阶；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和包容性不断增强，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完善提升；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实践永无止境，改革永在路上。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说：“‘八八战略’，不是管一地一域的，不是管五年十年的，而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总纲。”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5月在考察浙江时对我省提出的“努力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平上更进一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快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的要求，今年6月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和“富强浙江、法治浙江、文化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清廉浙江”的具体目标，确立“改革强省、创新强省、开放强省、人才强省”的工作导向，并向全省干部群众发出响亮号召：“在浙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根本的就是要一以贯之地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探索创新‘八八战略’的实践载体，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优势，强化现有优势，发掘潜在优势，努力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
2004年10月10日，习近平在衢州江山市凤林镇调研“三农”工作。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没有改革，就没有浙江的今天，更没有浙江的明天。
对于浙江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需要，习近平洞若观火。
在2003年5月26日召开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在谈到浙江深化改革要有“新的更高要求”时深刻指出，改革要从微观层面向政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宏观层面推进；要从经济领域向科教文卫等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联动推进；要从内部自主性改革向建立符合世贸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管理体制推进；要从城乡各自推进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推进。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已经看得很清楚，到2003年时，浙江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全面推进、时不我待的历史关口。”浙江省发展改革研究所原所长卓勇良告诉记者，经过前25年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破，经济体制方面一些大的障碍已经扫除，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和行政管理不匹配、和自然环境不和谐等方方面面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全面推进政府管理、社会保障、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的改革已然箭在弦上。
当时参与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报告起草的同志说：“我们深深感到，习书记‘八八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浙江改革从局部突破跨入系统布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为浙江开辟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由此，浙江的改革发展再掀大潮，层澜迭进：在全国率先完善所有制结构，培育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率先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率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率先构建新型大社保体系，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网络；率先推进科教文卫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率先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全国省级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十五”时期是浙江“改革推进力度最强的时期”，《浙江“十五”改革报告》这样评价。
义乌，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一面旗帜，也是习近平整体推进改革的重要实践样本。
从2002年10月到2007年3月，习近平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检查指导工作。他进市场、走乡村、下车间，为义乌改革发展把脉开方，并亲自部署总结推广“义乌经验”。
谈起习近平对义乌改革倾注的心血，时任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格外激动。他回忆说，“习书记当年对市场转型升级、对外开放、百姓民生、维护工人权益、统筹城乡发展、信用建设、新农村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文化教育社会事业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发展，都提出了精辟的指导意见，为义乌改革的整体推进指明了方向。”
快速发展的义乌，当时面临种种体制机制瓶颈。
比如融资，义乌2005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586.2亿元，但企业贷款却非常困难。因为按规定，各大国有银行在义乌不能设分行只能设县级支行，只有几百万元的授信权限。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有意进驻义乌，但由于受行政级别限制，也不能在义乌设立分支机构。一些企业从正常渠道得不到贷款，只能转向民间高利贷。这不但增加了资金成本，也埋下了风险隐患。
再如进出口通关，那时义乌每天向世界各地发送 1500余个货柜，尽管义乌已经有了金华海关办事处，但仅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通关、监督和征税功能，企业的备案登记、减免税业务都要到金华海关去办，企业很不方便……
凡此种种障碍，光靠某方面的局部改革已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这些体制机制上的不适应，习近平生动形象地打了个比方：小孩子成长太快，而衣服太小，得“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为此，他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对义乌等经济发达县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专项调研。
在习近平亲自推动下，2006年11月14日，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金华市以延伸机构、委托或交办方式将131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市。义乌一时被外界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也由此启动。
“权限下放后，义乌的投资环境有了明显的提升。” 时任义乌市法制办主任虞秀军回忆，“以前审批需要跑半年到一年的项目，下放后一两个月就完成了！”
强县扩权改革后，义乌地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300.1亿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420.9亿元，年均增幅达15%以上。
整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有直面挑战、攻坚破难的历史担当，也要有统筹布局、善作善成的系统谋划。
“三农”问题，事关国本。对农业、农村、农民怀有深厚感情的习近平，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常常深入海岛山村、田间地头，与农民、渔民促膝谈心。
2003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在谈到农村改革发展时，习近平说，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当年6月，他亲自倡导、旨在从环境改善入手统筹城乡发展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全省展开。
2004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浙江要“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新路子”。这一年，他亲自指导制定的《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出台，浙江的城乡一体化改革步子又一次走在全国前列。
提升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习近平的总体改革布局中，文化体制改革也是重要一环。
2003年7月中旬，在浙江成为全国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省后，习近平亲自带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回来后，省委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习近平就浙江文化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文化体制改革要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以及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三个重点，形成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格局。
1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习近平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的往事，一位当年参与文化体制改革的退休干部仍深有感触：习近平同志在阐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时，总是把文化建设放到和其他建设的相互关系上来认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从其相互关系来印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也非常注重系统性，既高屋建瓴又兼顾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