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周期发展核心是发展模式系统迭代
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中国凭什么能取得全球经济增长史上少有的长期增长及发展，但很少有从国家战略以及发展模式上研究中国、区域的增长与发展，所以越解释越复杂、越解释越没有解释力。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过去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的发展战略及其发展模式，对于很多“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城市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非常适用，但对于“第一世界”的城市而言，需要率先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系统转换和创新迭代。
从发展战略而言，在过去第一个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及其主要城市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的巨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取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条件下的“五化协同”。
“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如今的涵义，是指人类经济增长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除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我们，是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初始条件下，凭借强大的组织动 员能力，通过将自身的勤劳、智慧、简朴等全部投入到高度紧张的生产建设之中，倾举国之力加强经济建设，从而实现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协调。
在这里，我更多的想解释一下“五化协同”，也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几乎可以说，中国以往的飞速发展是这“五化”发展红利的叠加，哪个城市率先重视并协同推进，就能得到更好的改革、创新、开放与发展。
在“五化协同”的组织发展模式之中，工业化是为生产力跃升、信息化是为成本降低、城镇化是为消费升级、市场化是为激发民间活力、国际化是为走向全面开放。
这种工业化不是单纯地指工业的发展，其本质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有强大的生产力、供应能力、装备水平、国防能力等。
这种信息化往往被定义为“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代表了信息技术被高度应用，信息资源被高度共享，从而使得人的智能潜力以及社会物质资源潜力被充分发挥。
这种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变革，孕育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公开宣称，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
这 种市场化取决于政府行为的规范性、企业行为的自由度、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贸易条件的便利性、经济参数尤其是金融参数的合理性，背后还有很多“体制性障 碍”有待突破。这种国际化不但要历经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国际化，还包括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产能输出到模式输出、文化输出、品牌 输出。
对于宁波而言，在改革开始上一个四十年基本都沾上了“五化”的发展红利。但宁波当前的发展阶段，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大局出发，开展模式迭代。
这其中，“工业化”应成为“智能化”，也就是从2.0、3.0加快进入4.0，升级产业结构；
“信息化”应成为“数字化”，将碎片的信息变为数据资产，并与制造业、服务业跨界融合，优化经济形态；
“城镇化”应成为“都市化”，宁波的城市发展模式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从自娱自乐的城镇化到区域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意义上的都市化，才有更大的前途；
“市场化”应成为“做市化”，不仅仅局限在市场化配置资源，还要具有强大的平台思维、流量思维，进而产生更大的流水；
“国际化”应成为“全球化”，从大小宗商品流转中心到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全面强化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