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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一书记载，反映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的重要时间节点竟然有两个：
一个是“1949年7月2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一个是“1949年8月1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举行了公开成立大会，省政府主席、副主席举行了就职典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迟来的布告
带着疑问，小编采访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二处处长李立军。据他介绍：
1949年7月2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谭震林为主席。省政府设在杭州市。在省政府成立当天召开的由各领导人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作了重要讲话。
1951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谭震林 (左三) 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谭启龙 (左二) 、周建人(左一)、沙文汉 (左四)、包达三(左五) 为副主席。
在会上，谭震林说明了省政府暂时不能对外公开的原因：“因一无关防，二无布告。这两件事，我们已请示华东局代制印，等寄来后，再对外公布。”这样，等到1949年8月1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举行了公开成立大会，省政府主席谭震林、副主席谭启龙、沙文汉、周建人、包达三就职。次日出版的《浙江日报》对此作了报道。
图为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一号布告
艰难的处境
浙江解放时，农村凋敝、工厂歇业、经济萧条，城乡经济不通，通货膨胀厉害，人民生活困难。当时人民币在市场上得不到认可，市场交易以银元为主，贩卖银元现象极为猖獗。贩卖分子沿途叫卖，市场秩序极为混乱，严重干扰了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比如，当时杭州市财政局机关的楼下就有银元贩子不停地敲打银元进行交易。这使得财政局享受薪金制的职工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们往往发了工资以后，先到楼下从银元贩子手中将人民币换成银元，才能安心办公。
从军事上来看，失败了的国民党把浙江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不断向浙江派遣武装特务，与潜伏的土匪特务相勾结，化整为零，白天搜集情报，晚上伺机行动，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
大胆的决定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省委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暂时转移到农村去”的工作方针。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这是省委从浙江当时的特殊实际情况出发，不照搬中央决议精神的“创新举动”，是省委敢于担当的一种体现。
图为1955年2月，政协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杭州举行
解放战争后期，根据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大好形势，中共中央做出了从老解放区选派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当时，山东是老解放区，就从山东抽调了1.5万名干部南下，其中到浙江的有8000多人。这些干部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整套抽调。所以浙江解放以后，在人民政权建立过程中，很多地方是以山东南下干部为主的。
当年，南下干部在浙江工作时还闹过一些小笑话，比如语言不通的问题，南下干部听不懂当地话，当地人听不懂南下干部的山东话。一位南下干部回忆说，当时为了成立农民协会，开了好几天的宣传动员大会，看看农民好像明白了成立农民协会是咋回事。可到了成立那天，他看到来参加会议的人怎么每人手里还提着一袋东西啊？有人还和他说：“我家实在没有糯米，拿苞米来行不行？”原来，他们把“农民协会”听成“糯米协会”了。有的南下干部为能尽快与杭州人交流，就学说杭州话，但又学不像，成了“山东版的杭州话”，让人更难听懂了。有人开玩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山东人说杭州话。
据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资料显示，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全境后，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军事管制，为全省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在全省城镇、农村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权，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县、区、乡各级人民政权。全省共建立了78个县，488个县辖区，2354个乡(镇)，人口共计1998.5万多人。 全省的人民政权机构陆续建立起来了。
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游行中的中共浙江省委队伍
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后，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维护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协助各级人民武装，肃清土匪特务武装，为继续解放浙江沿海岛屿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