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16日，习近平在杭州察看和调研春节市场供应情况。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浙江广大干部至今记得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的“绿色政绩观”。他说，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就会在发展观上偏离科学。他始终强调，要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来解决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2002年12月28日，习近平到金华调研。
当地干部回忆说，“习书记给我们讲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HDR。他说，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除了用GDP这个常用指标外，还用了HDR这个人文发展指数，把生态质量、文化质量和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重要参数。”
当时，习近平已经看到，“一段时间来，一些地方部分领导干部在对GDP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有的唯GDP，把GDP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有的干脆不要GDP，认为GDP误导了干部创造政绩。”
如何正确看待GDP，正确把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很多浙江干部回忆说，“习书记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解、阐述，扭转我们的政绩观。”时任淳安县委书记郑荣胜说，当时的淳安，坐拥千岛湖的良好生态，却是欠发达县，干部群众发展经济愿望十分强烈，出现了一些急躁情绪。
他回忆说，“习书记在浙江期间，20多次到淳安调研，反复告诫我们：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生态建设的领导不是好领导；既要经济指标的GDP，又要绿色的GDP；保护好千岛湖，也是淳安最重要的政绩。”
郑荣胜深有感触地说，“习书记的‘绿色政绩观’，惊醒了淳安的干部群众。”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并经常赴基层指导各地正确处理经济与生态、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太湖，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是上海和杭嘉湖、苏锡常地区最重要的水源，也是上海和苏锡常、杭嘉湖7个城市的“心脏”。在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重要支撑的同时，太湖一度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
1991年起，国家启动太湖治理工程，1998年发起“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太湖治理基本实现阶段性治理目标。但进入21世纪，相关部门监测结果却表明，太湖水质再次恶化。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当时湖畔的水泥厂、印染厂还未搬迁，农业面源污染和渔民生活面源污染也尚未彻底整治。同时，南太湖沿岸也未立足滨湖优势进行生态景观建设，湖州人戏称“身处太湖不见湖”。
“南太湖开发问题一直是我脑子里装的一个问题。”习近平说，“治理南太湖，加强水资源保护，这是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加强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
2006年8月2日，湖州长兜港海事码头。习近平登船前往无锡，横穿整个太湖。从无锡回来，他又到长兴太湖畔调研。当天下午，习近平在长兴行政中心听取湖州市关于南太湖综合治理及开发工作情况汇报。
“环太湖一圈从旅游开发角度讲，别的地方开发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你们这里还是原生态，本身就是个宝，如果把原生态适度开发以后，变成一个旅游产业，更是个宝。作为旅游业发展起来，对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贡献，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是腾笼换鸟。所以我经常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对当地干部说，“南太湖的开发，要高、新、特，不能搞成败笔，败笔就是一般化，一般化就没人来，不仅没人来，反而把原生态给破坏了。总之，我们要实现双赢，既要保护生态，也要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生态很好反过来可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增长点。”
当时，湖州对于南太湖是否要关停工厂搞旅游业，正举棋不定。“关停搬迁工厂需要大笔资金，更何况关了之后当地财政税收会大受影响。”时任太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旅游发展局副局长李东民回忆说，习书记的讲话坚定了南太湖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的决心。
“南太湖开发，不要这个是长兴的、那个是吴兴的，它可以分片开发，但一定是一个统筹的规划，统一的特点，不能是一个个小而全、不相干，也不能是谁来了就给谁开发。”习近平的嘱托，至今仍回荡在湖州人的耳边。
南太湖畔，巨变由此开启。
2007年，湖州制定太湖渔民上岸安居工程方案，当年12月正式启动，既解决了南太湖湖岸生活污染问题，又极大提升了群众获得感。2008年，南太湖度假区区域启动截污纳管工程。2010年起，水泥厂、印染厂、造纸厂等陆续关停。2012年，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正式启动，同时对苕溪两岸养殖业污染进行整治，并关停矿山，从根本上解决了太湖上游来水水质问题。
2010年6月，长兴成立西太湖旅游度假区，后更名为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遵照习近平“不能是谁来了就给谁开发”的要求，近年来，度假区先后拒绝了30多个项目，2015年引进投资200亿元的“龙之梦”大型生态旅游项目。
如今的南太湖，绝佳的自然生态已经成为无可替代的发展优势。精品酒店、主题湿地、水上旅游、影视文化、健康养生、婚庆和体育运动等旅游业态欣欣向荣，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
2014年6月，湖州在全国地级市中首个获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按照建设方案，湖州要打造绿色发展先导区、生态宜居模范区、合作交流先行区、制度创新实验区，先行先试，着力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建设“湖州模式”。
绿色发展，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来保驾护航。
“我们要科学看待GDP，切实在实际工作中改变‘GDP至上’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加紧推进GDP核算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绿色GDP的研究，并使之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挂起钩来。”在习近平的重视和推动下，浙江很快启动了“绿色GDP”考核体系的设计。
“绿色GDP”，首先要求整个指标体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等全面情况；其次，在指标设置上，既要反映经济增长，又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能耗、质量和结构等情况。
2004年，浙江在统计体系中，引入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万元产值能源消耗、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万元产值“三废”排放总量等4大新指标。
“我们提出用2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生态省的目标和规划，而领导干部一届任期只有五年，很容易产生生态省建设是遥遥无期、与我任期毫不相关的思想，而息息相关的只有GDP和财政收入。”在2004年6月28日举行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对领导干部“绿色GDP”的考评指标必须量化、细化到年度，必须环环相扣。
2006年8月，浙江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里，新增万元GDP建设用地增量、能耗及降低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刚性指标。
事关“绿色GDP”的体制机制改革，迅速从省、市传导至县、乡镇。到2007年，安吉所有乡镇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全部创新。
当时，安吉设计了5张卷子，满分100分，其中工业经济权重从40分到0分依次下降。像杭垓这样工业企业少、自然条件优越的乡镇，可以选择最后一张卷子。到年终，只要生态环境保持得好，即使工业没有发展，评分也不会差。这种全新的考核方式，让乡镇干部推动绿色发展有了底气。
为保护生态，有些地方经济指标可以不考核。那么保护生态所需的资金和加快发展的投入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习书记很早就想到了。”郑荣胜说，“2004年他在淳安给我们上党课时就说，省里要在补偿机制上给予考虑。”
2005年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全国县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调查，庆元名列第一，景宁、龙泉、泰顺、云和分列第五、第八、第九、第十。“这些县都是浙西南的欠发达地区，都面临着生态保护和加快发展的双重任务。”当年4月5日，习近平在全省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要将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如二、三产业）对于源头产业（如农业）的利益补偿。要研究探索把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放到区域生态补偿上来，对生态脆弱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实行特殊政策。还要研究探索通过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
第二年，浙江从林业破题，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生态补偿机制政策。2007年，全省八大水系的45个市县都实行了生态环保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2016年2月23日下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汇报了开化县关于“多规合一”试点推进落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开化的试点经验是可行的，值得肯定。
开化的“多规合一”试点，是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相互融合到一张可以明确边界线的市县域图上，为市县发展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这一切，正是遵循了习近平当年开创的生态文明发展路径。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开始推动优化生产力布局，明确不同区域发展、保护的定位。
“今后凡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项目坚决不能建，当地污染负荷超过环境容量的坚决不能上，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坚决不能批。”2005年9月5日，习近平在钱塘江流域调研时指出，要结合各地的产业基础和环境功能，优化生产力布局，“对于哪些地方是丝毫不能污染的，哪些地方是可以暂时容忍有限污染的，哪些产业是必须无条件退出的，哪些产业是必须转移的，哪些产业是可以改造的，对这些都要进行宏观上的把握、整体上的布局。特别是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就是要考虑生态功能区的定位，必须严格规范建设项目的环保许可，切实把好环保审批关。”
“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2006年5月29日，习近平在全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阐述说，要依据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充分运用资源环境政策的杠杆作用，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开发政策。根据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等要素，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并根据环境容量、自然资源状况分别进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严格按照生态功能区要求，确定不同地区的主导功能，配套以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导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
在习近平的倡导和推动下，2006年，浙江主体功能区划战略全面实施，确定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功能区。
转变发展方式，只有政府“一头热”显然不行。
“在浙江工作时，习书记就提出，要把政府治理污染的行为变为企业和社会行为。”省环保厅副厅长卢春中说。为了实现这种转变，习近平着力推动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进行“倒逼”。
2005年开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逐步在全省推广，由市场决定排污权价格，从而调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同年，浙江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进程，探索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水、电、油、气等价格形成机制，体现生态保护的价值。
发展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更加突出。2005年，东阳、新昌、长兴等地接连发生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此，习近平专门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全省沿着生态文明之路走下去的信心。
习近平专程来新昌，考察了新昌日发集团、京新药业公司等，语重心长地告诉当地干部和企业家，“单纯的GDP增长，或者说经济社会不协调的发展是不科学的发展。因为生态环境很重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这种发展就是得不偿失、难以为继的，同时也会引起人民群众很大的意见和强烈的反响。”
他特别强调，“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这个纠纷事件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增长不是发展，发展不是无节制的，发展应该是与人协调、与环境和谐的发展。过去，我们环保意识不太强，大家对环境保护工作也不太重视，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不太强烈。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环保的理性思考和感性认识都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环保工作仍然不闻不问，甚至对环境污染行为不加控制和制止，人民群众就会以不同形式来要求我们去整治。”
时任新昌县副县长罗国安回忆说：“县里为此专门出台了《新昌江流域环境污染整治方案》，严格环境准入，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禁止落地；同时还加强了重点污染源的在线监测，严查环境违法行为。”2006年，新昌财政收入约10亿元，但用于环境整治的“还债”费用却超过11亿元。也是从那时起，新昌走上了科技立县、创新强县之路。
透过一些苗头性的事件，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对发展与保护关系动态把握不到位，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地区发展慢了一些，就认为这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能力不行。但如果一个地区下面‘鸡飞狗跳’，上面‘惊天动地’，即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再快，也是无济于事、得不偿失的。所以，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坚持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习近平还提出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在2006年3月24日的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完善法制，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生态省建设。“当务之急是要严格执法，切实做好现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知法、懂法，努力做遵守法律法规的模范，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行政。环保等职能部门要敢于执法，善于执法，守土有责，坚决查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和生态破坏现象，对环境违法行为要做到抬头一起、狠刹一起，发现一件、严打一片，抓住典型，教育一片，常抓不懈，取信于民。
此后，浙江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上执法更严、立法更全，以法治促生态建设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一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全面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等行动持续开展，强化经济处罚、停产整治、挂牌督办、区域限批、行政约谈等措施，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
2013年至今年6月底，全省环保部门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46436件，罚款22.09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0%以上。今年3月，国家环保部专门发文，向全国通报表扬浙江省致力于打造全国最严环保执法省份，环境执法力度保持全国领先。
2007年2月28日，习近平在杭州钱江新城副阳台景观绿化工程现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生态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要依靠全民生态环境意识和绿色发展意识的觉醒，也必然依靠千百万人共同的绿色行动。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非常注重培育生态文化，倡导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他说，“推进生态省建设，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是生态省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根本所在。”“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这才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内生动力。
2006年4月，杭州崇文实验学校三年级一班获评浙江省“李四光中队”。这项评选是国土资源部发起的一项让少先队员认识地球、保护地球的行动。
崇文“李四光中队”在校内外开展了很多环保活动，但他们在校外宣传生态环保时，发现有些市民对此不太关心。中队30名孩子因此萌生了“给省委书记写一封信”的想法，希望大人们都来重视环境保护。
信上说，“珍惜浙江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是‘李四光中队’队员的光荣职责。善待地球，科学发展，让人与自然永远和谐相处，是我们每一位少先队员心中的愿望。为此，我们中队积极开展了‘保护国土资源，李四光中队在行动’系列活动，希望能得到习伯伯的指导和帮助，并号召浙江的少先队员和全社会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保护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同学们很快就收到了习近平的回信。时任“李四光中队”指导老师王婷回忆，“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朗读了这封回信，孩子们都很激动，也越发坚定了保护环境、爱护生态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说，“善待地球就是善待我们自己，珍惜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持续发展就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在浙江这片美丽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沃土上，需要每一个人都来珍惜每一片森林、每一条江河、每一寸土地、每一座矿山，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之路，使人与自然永远和谐相处。”
珍惜每一片森林、每一条江河、每一寸土地、每一座矿山！许多浙江干部印象深刻，习近平总是以一言一行，诠释着对一草一木的珍视，体现着他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追求。
2003年4月24日，习近平来到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当时，习书记看到村庄周边有些山头光秃秃的，得知是村民砍柴做饭引起的，当即说，要给青山留个‘帽’。”时任枫树岭镇镇长叶春晖说，这对村干部启发很大，也推动了村里的沼气工程。
2004年1月15日，习近平来到位于临安的浙江天目山国家自然保护区。“那天天气很冷，习书记看到这里还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听说曾做过电影《林海雪原》拍摄地，他既惊讶又高兴，再三嘱咐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时任天目山管理局工作人员傅强回忆说，在“大树王”前，习书记站了很久，“看到这棵柳杉周围没有护栏，之前有游客在树干上刻字留名，他很心疼，提醒我们用栏杆围起来。”
开化县金星村，至今传颂着习近平抢救千年银杏树的故事。“那是2006年8月16日，习书记到村里考察新农村建设。”金星村党支部书记郑初一回忆说，考察途中，习近平看到村里一棵千年树龄的银杏树，根部泥土很多被挖掉，根系裸露在外，生命岌岌可危，“他立即和我们说，这是金星村的象征，十分珍贵，不能让它死掉。保护古树，就是保护村庄。”很快，大家培土浇水，展开了一场抢救银杏树的行动。10多年过去，这棵巍然挺立的银杏树，已经成了金星村最亮丽的风景，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要努力营造全社会参与生态省建设的良好氛围。”2003年6月4日，习近平在省环保局考察调研时说，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开展生态省建设转化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在2005年4月5日召开的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使生态文化真正成为一种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推崇的价值观念。
在生态省建设过程中，全省上下、社会各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着力培育生态文化，把生态价值观植入人们心中。2004年３月25日，安吉启动全国第一个“生态日”。那天，青少年用塑料袋、旧报纸等废弃物制成服装，走上生态广场进行“环保时装”表演；千名机关干部走村入户，宣传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知识；10万名群众在全县范围内清除白色垃圾。
2010年9月，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每年6月30日为“浙江生态日”。这是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日。浙江意在通过这一载体发挥生态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切实把生态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提高全民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加快生态文明新风尚的形成。
绿色学校创建在浙江全面展开，在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环境素质的同时，“小手拉大手”，通过学生带动家长，进而带动更多社会公众更广泛地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
通过一系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活动，习近平倡导的“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干部是不称职的干部，不重视生态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生态的公民不能算是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公民”，已经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
从一种价值理念变成人们实际生产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形成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既需要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也需要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共同推动。
在2004年2月27日举行的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说：“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植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浙江，伴海而生、因海而兴。千百年来，人们耕海牧渔，尽情享受着大海无私的馈赠。曾几何时，随着海洋生态污染和过度捕捞，这片海域一度面临渔业资源的枯竭，以致“东海无鱼”、渔歌不欢。
本世纪初，浙江近岸海域四类和劣四类海水达81%，重点河口、港湾海水均超四类；海洋灾害增多，赤潮频发；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海洋环境污染不仅影响海洋生态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也对近海、滩涂渔民的种养殖带来影响。
着眼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治理修复海洋环境、推动渔区形成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显得尤为迫切。在2003年5月16日举行的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治理修复海洋环境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各级各地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正确处理发展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关系，高度重视海洋环境综合治理，加强陆域污染源的治理和控制，加强对海上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监管，加强对重大海洋、海岸工程的环境评估，实施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工程。
针对海洋渔业结构调整，习近平提出了“压缩近海捕捞、发展远洋捕捞、主攻海水养殖”的方针。他说：“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引导渔民从近海捕捞转向远洋捕捞，从捕捞转向养殖，从初加工转向深加工，从海洋一产转向海洋二、三产，促进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发展。”
与此同时，习近平经常下海岛、进渔村、访渔家，谆谆嘱咐干部群众换种方式“吃海”。2005年5月19日，习近平赴平阳南麂岛调研。时任南麂列岛国家海洋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的曹光招至今记得，“那天下午3时左右，习书记从三脚寮码头登上机帆船，出海考察了深水网箱养殖，还和我们一起增殖放流，亲手将大黄鱼幼苗倒入大海。”
在渔民阮允好家中，得知当地渔民从捕捞转产海钓增收时，习近平说，发展渔业生产、提高渔民收入，关键在于保护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在发展远洋捕捞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养殖业，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2005年6月13日，习近平专程赴舟山普陀区、岱山县考察。在普陀区蚂蚁岛渔老大林合平家，习近平详细了解渔业资源、捕捞生产、休闲渔业、海岛旅游、渔民收入等情况。他说，推进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不仅涉及到渔区经济发展，而且事关渔民的出路问题。能否解决好转产转业问题，事关渔区社会稳定和今后长远发展。必须立足长远、分类指导，对不同年龄段的渔民，分别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多渠道安置就业、建立社会保障等途径，解决其生产生活问题，巩固渔民转产转业的成果。
习近平还对舟山领导干部说，要不断推动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生态高效渔业，做大做强水产养殖和深精加工业，大力发展港口物流、船舶修造、海运和海洋旅游业。认真落实海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完善海洋生态环境动态监视监测网络和灾害预警体系，全面实施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与修复工程，切实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为了习近平的嘱托，浙江人民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耕海牧渔”：《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性环保法规和规章相继出台，为保护海洋生态筑起屏障；2008年，浙江又发布《浙江省碧海生态建设行动计划》，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海洋生态修复的省份；旨在修复振兴浙江渔场的“一打三整治”持续推进。可喜的是，广大渔民自觉守护海洋生态、保护海洋资源，每年伏季休渔但见千船进港，更有许多渔民卖掉渔船，转产转业，靠着海洋生态优势开办“渔家乐”，海洋旅游风生水起。
2015年2月11日，春节前夕，全国军民迎新春茶话会在北京举行。
时任湖州市委书记马以，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湖州市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握手的时候，马以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我们按照您的要求，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现在湖州南太湖的变化很大！”
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说：“好，就照着这条路子走下去！”
殷殷嘱托，再次引发了历史的回响。
早在2003年4月9日，习近平第一次到湖州安吉调研时，就嘱咐当地干部：“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抓，决不能松懈，更不能反复。”
牢记总书记嘱托，浙江各地续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故事。
今年8月15日，是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12周年。这一天，安吉余村的村民俞金宝投资200多万元开办的民宿，顺利结顶了。
2003年，余村关停矿山的时候，多年来开拖拉机搞运输的俞金宝“失业”了。他跟着朋友到外地打工、办厂，后来回村办起“金宝家庭农场”。去年，余村成功创建国家3A级景区，游客超过30万人次。今年，俞金宝的家庭农场已经产生效益，新开的民宿即将投入运营。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安吉全县187个村串起了一个郁郁葱葱的生态世界，游客纷至沓来，去年全县实现旅游收入233.16亿元，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7.4%，已超过第二产业。
生态环境越好，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集聚力就越强，“绿色动能”会成为安吉赶超发展的最强动能，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说。
在舟山市定海区新建社区，一条生态公路顺山蜿蜒，花树辉映。近年来，村民们依靠生态优势，主动挖掘海岛特色，将村庄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壁画村，并借助生态旅游，实现了绿色崛起。近两年，20多户农家乐陆续开业，每年游客数量突破30万人次。
2015年5月2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建社区。在村民袁其忠的农家乐“画春园”里，他和村民们促膝交谈。
村民们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地述说着村庄的变化，“我们这里空气好啊，老人都长寿”“城里人来这里把水带回去泡茶喝”“青山绿水可以发财”“以前我们穷，现在办农家乐致富，盖新房、买了车。”
习近平总书记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建设美丽乡村，一部分是吸收了浙江的经验。浙江山清水秀，当年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确实抓得早，有前瞻性。希望浙江再接再厉，继续走在前面。
当听说新建社区正在规划建设绿色生态旅游景区，习近平总书记说：“这很好。我在浙江工作时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是大实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这个观点，这就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我们就要奔着这个做。”
在余村村口，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10个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多年来，这10个大字已经深深镌刻在5600万浙江儿女心中。
朴素的真理，往往拥有引领发展的巨大力量；开创性的探索，往往具有影响未来的深远意义。
10余年来，浙江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八八战略”为总纲，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价值遵循，坚定不移地照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走下去，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今年6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美丽浙江”建设目标，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大力开展“811”美丽浙江建设行动，积极建设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大力建设具有诗画江南韵味的美丽城乡，把省域建成“大花园”。
“浙江悠悠海西绿，惊涛日夜两翻覆。”东海之滨的这块沃土上，人们信心满怀，在山川秀美的“大花园”里，把绿水青山护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接续描绘一幅充满诗画江南韵味的美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