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云南一位满头白发的80后乡镇干部引发了人们对基层干部工作状况的关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每一个基层干部都对应了几条线十几方面的具体工作，事务繁杂。而对于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风，基层干部也怨声载道。“各级政府要坚决反对和整治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干部从文山会海、迎评迎检、材料报表中解脱出来，把精力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引来一片点赞。
仅仅一周之后，也就是3月11日晚上，中办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文公布。《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基层减负的话题，也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们的关注。
一项对近300位基层干部的调查
乡镇一把手平均每天开一个会
起床前先刷屏，睡觉前先点赞，干活前摆Pose，照片一拍就Ok。每样工作都搞个公众号微信群，点击率、活跃度样样排名，还要截屏上传，所谓有图有真相。一名乡镇干部至少有几十个工作群。
基层干部对当前变了味的微信群打卡、公众号点击率排名等所谓的“痕迹管理”，已是非常反感。
在今年2月份召开的金华市两会上，九三学社的大会发言《为基层松绑解压 让干部聚力落实》，引起强烈反响。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陈玮带来的一份《对基层反响强烈的形式主义之风进行专项整治的建议》，也引发了多位代表的共鸣。
“痕迹管理、检查考核、文山会海等等，的确让基层干部有些力不从心。”陈玮代表说，开会才算重视，发文就算落实，已经成了我们的惯性思维。
过去几个月，九三学社浙江省委会对近300位领导干部和行政秘书进行了一项调查：乡（镇）长、书记平均每年需要参加370多个会议，收到文件简报2500多份；县区（市）长、书记平均每年需要参加490多个会议，收到文件简报3600多份；地级市长、书记平均每年需要参加580多个会议，收到文件简报4400多份。
“‘文山会海’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相抵触，与‘实干兴邦’相背离，建议必须统筹治理。”陈玮代表说，为基层“松绑减压”，可以让干部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谋思路、抓落实、促发展。
为此，陈玮代表建议各级各部门文件数会议数要同比减少30%以上。让陈玮感到欣慰的是，她的建议刚提交上去，就接到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答复，并看到了中办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中央的“减负清单”
道出了基层人员的期盼
呼吁多时的减负，终于有了明确清单，也让前来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多了个场外话题。
“中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是对当前基层工作困境的精准把脉开方，也是对广大基层干部的关心关爱，我把这一《通知》发到工作群后，反响很大，大家都纷纷点赞。”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钟海燕说：“中央提出减负直击当前基层工作的痛处，能有效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来谋发展、抓落实，为人民群众干更多实事。”
谈及“基层减负年”，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桂柑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柯建华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掩饰不住内心激动，连用温暖、暖心来形容这项政策。
深耕社区工作多年的她，对于社区中碰到的大大小小的事，可谓感触深刻。基层减负提了多少年，虽然近些年社区各类牌子、台账、考核少了，但新的工作又多了，如关注各类的公众号，安装 APP,点击量、转发阅读量等等都要考核。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忙于应付上面的检查、考核，能真正沉下心来做其他事的时间，真是太少了。”柯建华举了一个例子，在社区工作网格化中，每一名网格员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量化的。“比如，要求每名网格员每天要巡查三个小时，步行若干公里，甚至还要他们对每个负责的区域进行拍照几十张，并及时上报给平台。”
在柯建华看来，这样的“量化”，实际上演变为无效的“办事留痕”工作制度，形式大于实际效果。
“在顶层设计时，建议政府部门领导要多下来看看、听听基层的声音，而不是在办公室里想想，考核的机制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实际，可能一些指标是层层考核到了基层，但这个量就翻了好几倍。”
柯建华说，中央的“减负清单”，也道出了基层人员的期盼。
少开会、开短会
把能整合的会议都合并召开
采访中，多位代表对钱报记者说，最关键的是要如何去落实减负，并且在执行中做到不走样。
钟海燕代表说，《通知》里不仅提出了明确要求，更有系列具体的标准，诸如明确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不超过10页，“有了这些数字，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就有了参照标准，才能切实执行到位。”
“而到底如何才可以少开会开短会呢，我认为重点是要做整合的文章。比如我们已经把三月份的相关会议全部进行汇总，把能整合的会议都合并召开，这样就能大幅减少会议数量。”
对于开短会，钟海燕表示，先从自己做起，部署工作要只说干货，用最短的时间把为什么干、怎么去干、时间要求、责任分工以及成效目标讲明白，严格控制会议时间。同时，其它无实质性内容的会议一律不开。
柯建华所处的社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处于城区中心。因为没有物业管理单位，所以很多琐事工作，都落在了基层干部身上。“因为过多的‘规定动作’，大大占用了基层干部的时间，基层减负方案的落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浙江在落实基层减负上，其实也探索了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矽盛电子有限公司设备部主任郑裕财告诉钱报记者，衢州推行的“无会日”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无会日’这一天，市县乡村各级不安排各类会议，不安排其它各类检查考核活动，领导干部要在这一天下基层走访联系群众，帮助解决问题，开展各类服务，把更多的‘会议’开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企业里，让这些‘会议’更接地气。”郑裕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