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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土改工作队怎么开展调查研究？
1950年代初，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如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它为农民们带来了生的希望，使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回头再看这场改革，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在如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工作要求下，它还为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土地改革和调查研究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呢？
故事要从一位叫做戚淼初的老人开始讲起……
戚淼初的老家在杭县义桥，今属拱墅区康桥街道。1949年之前，义桥农民很少有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要种地吃饭，只有向地主租种。农民们一年苦到头，等地主收租以后，就所剩无几了。当年，戚淼初一家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在内，共有9口人，也是靠种租田过活。在老戚的印象中，当时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地主来收租。
土地改革拉开序幕
1950年初，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全省拉开序幕，而老戚的家乡义桥乡当时有十四个保，分跨运河两岸，河东八个，河西六个，有国民党党员十一人，三青团员一百多个，在当时是个典型的“封建堡垒”，因此也是浙江省八个土改典型试点乡之一。1950年10月，土改工作队进驻义桥各村，开始土改的摸底调查。
土地改革工作队下乡入户发动群众
据戚淼初回忆，当时土改工作队每天一早就来到村里，挨家挨户宣传土改方针，晚上在村委会召开全村土改会议，听取老百姓对于土地改革的意见。当时的会场比听大戏时还热闹，很多农户拖家带口来发表意见，坐不下就站着，听听土改的进程也是好的，等工作队回镇上休息时，往往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翻身农民在愤怒控诉地主罪行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为了更好地完成土地改革，土改工作队开展了调查研究。根据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显示，这份调查报告主要反映了义桥乡第一村的情况，该村共108户，7个自然村，土改队6位同志，在此前后蹲点调查7天。
在调查开始之前，土改队先了解群众对此次调查的看法。他们发现有些群众以为这次是调查黑地，有些认为调查是为了预借公粮，另一些则认为是要缴农业税。
为了消除群众各种疑惑，顺利展开调查，掌握真实的情况，调查组采取了“大会宣传动员，小组思想酝酿”的方法，其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召开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说明调查的目的，打通干部思想，并强调干部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其次，召开村民大会，说明调查的目的，不是要东西、要捐税，而是为了要领导生产，便利土改，并叫主要干部在大会中表明自己对调查的态度；最后，各小组召开座谈会议，由小组长主持进行思想酝酿与动员。
在充分宣传和动员之后，再开始小组调查和自报公议，即首先登记小组长以上的干部。然后以自然村为单位，各小组开始调查，并配合干部分工到各小组，协助并督促群众登记首次调查完毕后，再召开贫雇农积极分子及主要干部会议，对个别有疑问户，进行复查工作，把重点放在租佃关系、劳动力买卖关系及借贷关系上。
浙江农民焚烧地契，欢庆土地回家
严谨而缜密的调查帮助土改队发现土改工作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有些群众对上报田产有顾虑，怕田好农业税要多收，又怕自己的好田在土改时要打乱平分出去。有些对买进的劳动力不肯说实话，认为雇工是剥削的，怕自己改变成分，主要表现在富裕中农及中农阶层。
面对发现的种种问题，土改队尽量调动群众集思广益。如土地等级评定就面临困难，一般上中下田的区分主要根据水源，但各村的具体情况不同，究竟哪几片田可以称为上田，哪几片是下田，没有一定的标准。最后一村由群众讨论决定，第一片至五片为上田，六片至十片为中田，十片以下为下田。此举避免了临时争执，拖延时间又增加顾虑的困难。此后，土改人员还认真分析调查的优缺点，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喜迎新生活
扎实的调查为土改工作提供了坚实的资料，为土改迅速、顺利完成提供了保障。戚淼初一家就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不少田地，再也不用靠种赊租田为生。当时义桥各个村庄分到土地的农民，还集体到城里举行了一次大游行，庆祝新生活。
浙江农民庆祝土地改革
老戚回忆说：“记得那天天还没亮，我就被哥哥叫醒了，跟着全村人上乡里游行。大家喊着支持土改的口号，绕着义桥转了一大圈。路上还不时有人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来，那可是我这辈子参加过的最大的一次游行。”
领到土地证的贫农合家欢喜
回顾历史，1950年代初这场土地改革，是一场消灭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它为农民们带来了生的希望，使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土地改革后，浙江蚕农喜售春蚕
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工作方法。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守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练好调查研究这项“基本功”，让调查研究深入些、再深入些，扎实些、再扎实些！努力使调查研究真正在“了解情况、联系群众、为民办事、推动工作”的全过程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