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伟大的革命实践创造伟大的精神，在浙西南革命中，红军挺进师深入浙西南，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出现了当地农军“三迎红军”的生动局面，走出一条军民合作的道路，最终缔造了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即忠诚使命、求是挺进和植根人民。
1935年5月10日，红军挺进师主力在刘英、粟裕率领下，历尽千辛万苦进入浙江省松阳县西南边界。下午，浙西南农军（当地叫“青帮”）首领陈凤生、副首领陈丹山在安岱后外垟寺岭头迎候；11日上午，农军副首领卢子敬率领38名农军战士和学生举着红绿彩旗，敲锣打鼓在水店外幕寮列队欢迎；下午，在斗潭永福寺，“二陈一卢”召开欢迎红军大会，喊出“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的政治口号，并由此形成“青”“红”大联合，军民合作开辟根据地的良好局面，史称“三迎红军”。
“三迎红军”开创了浙西南地区军民合作的新局面，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和保卫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之后，挺进师迅速组建了浙西南“地方政治工作团”，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有松遂龙边三县的农军和革命群众广泛参与，迅速聚集在共产党和红军旗帜下，形成了一股澎湃的革命洪流。继而在6月初的小吉会议上，挺进师政委会全面部署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任务：围绕根据地建设的武装割据为第一要务；根据地里的党政群团组织建设是主体；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则是指标性任务；快速开辟、全面建设根据地里的交通联络情报机构，力争在半年时间里基本完成。挺进师之革命星火，在浙西南俨然成了燎原之势，红了大半个浙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军民团结合作、携手共建这一关键。
“三迎红军”为红军挺进师立足浙西南提供了群众基础
“三迎红军”创举与挺进师立足浙西南，与根据地军民齐发动、全参与、快速开辟、全面建设以及后来的根据地保卫战，血凝山川之英勇壮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三迎红军”最后的欢迎大会上，“二陈一卢”提出了“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的口号，旗帜鲜明地把当地农军和群众号召起来，并始终努力践行这一口号。它既是农军首领面对广大群众的号令，又形象地比喻了红花绿叶相衬托、军民鱼水情深的关系。就红军挺进师来讲，欣然接受军民大联合、开辟根据地这个事实，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在来松阳县之前，挺进师已得知在浙西南腹地有这么一支人数众多的农军队伍，还有“二陈一卢”为首领的大批革命志士，对这里的革命群众基础，他们已相当了解。所以才会在撕开入浙突破口后，大踏步地挺进松阳，急切地要与“二陈一卢”相会。挺进师首长一进入松阳地界，就感受到这里老百姓的热情、贴近与无私。事实证明这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明智之举，因而挽救了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挺进师。
“三迎红军”是浙西南人民革命性的生动诠释
“三迎红军”的出现本身有其必然性，并不是“二陈一卢”偶然兴致使然，或是因为红军部队兵临城下，慑于其势而不得已为之。其实，在松阳西南边境之安民、枫坪、玉岩及大东坝两乡两镇，早在1926年就开始了“二五”减租减息斗争。从那时起，广大贫苦山民在“二陈一卢”等领导下，开展过反帝爱国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1928年，他们喊出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革命口号。到了1929年至1930年间，他们又假“青帮”之名，组织农军队伍，全盛时达5000余会众，在松（阳）遂（昌）龙（泉）边境开展打土豪、均贫富、平地权斗争。特别是1930年，发动了多起农民武装暴动，范围涉及松遂龙宣四县，并打出“红军”旗号。暴动后来虽被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主要领导人也被通缉追捕，但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东山再起。他们还多次到江西、福建、安徽等地寻找共产党和红军，寻求得到支持和领导。完全可以这样说，松阳这批农军首领及骨干，实际上是已经具备一定的革命思想、行动及理念的有志革命者。这一带的劳苦大众也在他们的影响带领下，经历过许多急风骤雨式的革命运动，因而奠下了初步的革命群众基础。所以说，“三迎红军”的创举，在浙西南有其必然性。
“三迎红军”集中体现了当地革命领导人的先进性
假“青帮”之名，行农军之实的“二陈一卢”，其实是松遂龙边的农运领袖。这里的“青帮”，与上海滩黑社会帮派组织之“青帮”完全不同，它是一种斗争策略，实际行的是“均贫富、平地权”的革命群众运动。因此一旦他们有所动作，便被国民党当局当作赤色革命组织施以残酷迫害，大肆镇压。并且，他们也不等同于那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山大王。他们是生存于穷苦百姓中，并为穷人伸张正义、不畏权贵、敢作敢为的英雄好汉，是革命的同路人，共产党和红军的坚定拥护、支持者。当红军到来时，他们便义无反顾地聚集在红军旗帜下，并且奋不顾身地甘愿献出一切。这些特点及群众基础，决定了他们是红军可以信赖、依靠的革命力量。这也有力地诠释了为什么会有“三迎红军”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壮举，一个浙西南特例。
“三迎红军”打开了浙西南军民团结合作的新局面
“三迎红军”是由松阳农军领袖主动组织的，是在当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他们所能够提供的最高礼节及欢迎仪式。自此，挺进师结束了自1934年7月离开中央苏区后一直处在被敌人前堵后追的极其艰难困苦的境地。他们一进入松阳地界，便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永福寺内外群情激昂，大批民众簇拥着红军战士，嘘寒问暖，握手相庆，仿佛是回到了久别的中央苏区一样，与几个月来在边界辗转疲于奔命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了“三迎红军”这个良好开端，挺进师主力得以在大半个浙江扩军游击，扩大红军影响，以实现中央赋予的吸引、牵制敌人，从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之目标。从此，挺进师完成“进入浙江、长期行动，开创新的根据地”这一艰巨任务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诚然，“三迎红军”的场面在今人看来，或许不那么宏大壮观，但是，“三迎红军”的意义在于那来自人民群众的热情，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却出现了热情迎接红军的一幕，的确是十分难能可贵。这对处于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挺进师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而对当地坚持斗争的农军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则是有了党的领导和革命的方向。可以说，没有红军挺进浙西南，没有浙西南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浙西南地区不可能掀起全国革命的局部高潮。
